穿过聚光灯后丨“职场性侵认定工伤案”当事人崔丽丽：案发三年后逐渐走出阴霾，开始直播连麦转型“职场导师”

极目新闻记者 李迎

9月23日这天，崔丽丽原以为自己会再次感到不适。

三年前的同一天，她在杭州出差时遭公司实控人王某性侵。此后，这个痛苦的夜晚不断以各种方式回到她的生活里，她频繁失眠、做噩梦。梦里，她反复寻找自己的鞋，想要逃出那个房间。

但今年9月23日，她照常起床、做饭、健身，晚上打开直播，和网友聊天。一天过去，她没有感到预想中的紧张和不适：这个日子第一次只是日历上普通的一天。

过去三年，王某因强奸罪获刑四年，而崔丽丽被公司以“旷工”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后来，她因性侵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被认定为工伤，双方围绕劳动关系和工伤待遇几次对簿公堂，她也因此从年薪百万的销售总监，成为公共事件中的“职场性侵受害者”和“工伤认定当事人”。

创伤、漫长的维权和后来的网络暴力，让崔丽丽离开了原来的职场，也一度让她退出网络。今年夏天，她开始直播，回答网友们关于工作、选择和职场关系的问题。事发三年后，那些她曾经想要远离的职业经历，又以另一种方式回到生活里。崔丽丽还在等待案件最后的结果，同时，她也开始尝试回答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维权之外，她想要怎样的生活？

“普通的生活”

现在，崔丽丽开始尝试过一种普通的生活。

早晨6点，她起床做饭，送女儿上学。上午健身，蹬单车时她架起手机，一边运动一边直播，当天气合适时，她就和丈夫骑自行车出去转一圈。

晚上8点半以后，是另一段固定的直播时间。今年8月，崔丽丽开始以直播连线的形式解答网友的职场问题。直播间的观众大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女性，有人问工作怎么选，有人不知道该怎样和领导相处，也有年轻女孩讲起自己在办公室里遭遇的不公平。崔丽丽听完，会根据自己过去做公司高管的经验给予分析和建议。

在遭遇性侵三年后，她重新开始频繁说起“职场”，而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想象。

崔丽丽在直播（极目新闻记者李迎摄）

2023年9月，时任天津德科智控销售总监的崔丽丽赴杭州出差，在一次商务宴请后遭公司实控人王某性侵。次年4月，王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此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正常工作的崔丽丽又面临公司以“旷工”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她随后向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24年12月，她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因性侵所受伤害被认定为工伤。公司对此提起行政诉讼。2025年7月，法院驳回公司诉讼请求，维持工伤认定决定。

随着媒体报道，她开始进入公众视线：“职场性侵受害者”“PTSD患者”“工伤认定当事人”，这些标签开始和她的名字一起出现。她实名接受采访，面对镜头，一遍遍讲述性侵发生之后的治疗和维权。她曾说，刑事判决给了自己“活下去的勇气”，工伤认定则让她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活得更有尊严”。

崔丽丽的工伤伤残证（图据受访者）

但在聚光灯之外，创伤严重影响着她生活。性侵发生后，崔丽丽首先感受到的是羞耻，失眠和噩梦频繁出现，她去医院精神科开药，却不敢告诉医生真正发生了什么，只说自己工作压力太大。“那时我不敢说，觉得太丢人了。”

直到申请工伤，需要对精神伤害进行诊断，她才不得不在医生面前重新讲述那段经历。第一次接受专家会诊时，崔丽丽几乎全程低着头，不敢看人，“好像我是犯罪的人一样。”羞耻也伴随着反复的自责，她一次次追问自己：为什么要参加那场商务宴请？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没有更早察觉危险？

每天早晨睁开眼，被伤害的场景几乎都会自动成为她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由于PTSD，她的身体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她曾出现明显的失声和躯体化反应，谈及被性侵的经历时，她会太阳穴发紧、身体发抖；每次在街边看到酒店的招牌，她也会心口刺痛。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什么都不说，也什么都不做。

时间在她的生活里呈现出不同的进度，一边是刑事判决、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另一边，她需要与创伤斗争，处理失眠、恐惧、身体疼痛，以及那些不受控制闯入脑海的记忆。崔丽丽说，她一度认为，这件事可能会跟自己一辈子。“那时，我很悲观，觉得自己到死都没有办法释怀。”

回不去的职场

但过去的职业生活，并没有彻底从崔丽丽身边消失，而职业带给她的创伤也比想象得更深、更难以消除。

出事后，她以前的一位领导曾找过她，请她帮忙给来访的外国客户做两天翻译。翻译是崔丽丽刚进入职场时做过的工作，她对此很熟悉，但重新进入工作场景还是让她胸口发闷。那一天，她撑着完成了工作。临走时，在电梯里碰见一个男人，对方看到她，很自然地叫了一声：“崔总。”

崔丽丽看着他，没有认出来。对方以为她忘了，报出自己的名字，她站在那里，脑子仍然一片空白。过去十几年，“崔总”是她在工作中最熟悉的称呼之一。做汽车零部件销售时，她长期出差，跟客户、跑项目，深圳、长春、武汉。哪里有车企，她就往哪里跑。那时，她的手机几乎24小时开机，她习惯了这样的工作。

崔丽丽在庭审前接受采访（极目新闻记者李迎摄）

但那一次，她连曾经的客户都认不出来。“我完全不认识我以前的客户了，就是怎么都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她说。

崔丽丽说，直到现在，她还是害怕见过去的同事和客户。她担心别人知道她遭遇性侵以后，带着“性侵受害者”的滤镜看她，她也害怕和曾经的同行再见面时只剩下小心翼翼的安慰。

2024年，一家上海的同行企业找到崔丽丽，希望请她担任营销负责人。对方提出，如果她愿意，可以带着全家搬到上海。

从外部条件看，这几乎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崔丽丽拒绝了。“我连我自己都救不过来，我怎么去帮别人救市场？”她对丈夫说。

丈夫张毅为这件事失落过。他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妻子在汽车行业做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走到管理岗位，那些经验、人脉和能力并没有消失，他曾经希望妻子抓住机会重新开始。他还想过，一家人换一个城市生活，离开原来的环境，也许能够重新开始。

崔丽丽自己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害怕，还是她已经不想再过从前的生活。她说，那时的自己还没有能力承担一份营销负责人的工作：杭州不敢去，过去经常出差的城市不愿意去，酒店、客户、商务宴请，这些曾经再普通不过的职业元素，都可能和创伤重新发生联系。

三年后，崔丽丽谈起过去的工作，仍然记得行业里的许多细节：她入行时，合资车企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后来又亲历自主品牌逐渐成长，她也从外企到了民营企业。她说，自己的职业经历几乎和中国汽车行业那十几年的变化同时发生，“我都见证了，也参与了，也付出了很多，我很舍不得。”

网暴的阴影

2025年9月23日，性侵发生两年后，崔丽丽再次穿上事发当晚的衣服和鞋子，走进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和前司就劳动争议一事对簿公堂。

她穿的是一件花色衬衫和一双黑色平底鞋。在庭外接受采访时，她把它们称作自己的“战袍”，她想表达，女性遭受性侵与穿什么衣服无关。

工伤认定并没有终结崔丽丽与德科智控公司之间的纠纷。2025年3月，劳动仲裁裁决前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113万元。公司不服，提起诉讼，崔丽丽也就部分诉求起诉。9月第一次开庭，她提出要求德科智控赔偿停工留薪期内自己的工资，及此前未发放的加班费、带薪年休假、未休假工资等共计约200万元；同年12月，她被鉴定为工伤十级伤残。2026年4月23日，案件再次开庭审理，她提出包括停工留薪期工资、工伤医疗费、一次性伤残待遇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相关责任等13项诉请，共计250余万元。四个多小时后，庭审结束，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一次次进入法律程序，也意味着一次次重新靠近创伤。崔丽丽说，工伤认定之后，前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她的状态一度比事发第一年还要糟糕，第一年，她更多感到麻木，到了第二年，麻木变成愤怒。最严重时，心脏会突然刺痛，侧躺时也觉得胸口受到压迫，喉咙有时像扎着玻璃，有时又像堵进一团棉花，无法正常说话。她接受脱敏治疗，但案件诉讼仍在继续，心理医生告诉她，准备证据、出庭、再次见到与前司有关的人，都可能重新触发身体反应。

2025年9月，第一次庭审后，崔丽丽和家人迎来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开庭后，她穿着事发时衣服出庭的照片被大量传播。不久，一段她此前回击恶意留言的视频也在网上流传，部分网友截取其中“2000万加法办”的表述，质疑她的维权动机。崔丽丽后来解释，这句话源于王某被捕后检方向她征询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她以一个对方难以承担的金额表明自己坚持追究刑事责任。随后，攻击从案件本身延伸到她的外貌、人格和家庭，有人称夫妻二人“做局”，甚至有人制作侮辱性的合成图片。

网暴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崔丽丽重新开始害怕出门，她经常做噩梦，梦里，她躺在臭水沟里，脸上爬满了苍蝇、蚊子。一个晚上，她觉得熬不下去了，一次吞下6片劳拉西泮片（抗焦虑药物）。凌晨，丈夫发现不对，走进她的房间，用力摇醒她，看到妻子吞药，张毅感到着急、后怕还有对网暴者的愤怒，他扇了自己两个耳光，“当时他和我说，你要是死了，他们只会高兴，然后迅速把你忘记。”崔丽丽回忆。

崔丽丽和丈夫在庭审前接受采访（极目新闻记者李迎摄）

张毅让崔丽丽断掉网络，他对妻子说，“你的任务就是治疗、锻炼，其他的我来。”从2025年10月底开始，张毅把大量时间花在取证上，将账号评论区里的辱骂、不断涌入的私信，以及他们认为涉嫌造谣的视频，逐条截图、保存、分类。张毅说，他希望让网暴者付出代价。

在意志最消沉时，是心理医生的话点醒了她。心理医生告诉她，“丽丽，如果今天站出来的不是崔丽丽，是王丽丽、李丽丽，你想她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处境？”崔丽丽说，那句话让她意识到，总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一切。

2026年4月，再一次庭审时，崔丽丽在法庭外说，他们准备就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提起刑事自诉。在采访中，崔丽丽告诉极目新闻记者，目前，他们仍等待劳动争议案的结果，等这一案件告一段落后，再集中精力进行针对网暴的维权。

今年5月，崔丽丽结束了这一阶段密集的创伤脱敏治疗。治疗时，她需要重新面对那些过去无法触碰的场景：回忆发生过什么，辨认当时的情绪，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进行眼动或身体刺激，再一次次给痛苦程度打分。“我一次次回到创伤场景里，去反复回忆当时的感受，有时会大喊、大哭。这个过程很消耗体力，有时一次治疗结束后，她累到什么都不想做。

直到最后一次，心理医生再次让她面对那个曾经伤害她的人。崔丽丽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强烈的反应了，“我发现，他再也影响不了我了。”

“三年过去了，我不能一直沉湎在过去的创伤中，那个人都要出狱了，而我还困在原地，这不对。”崔丽丽说。

维权之外的生活

每晚9点左右，是崔丽丽固定的直播时间。

起初，这并不在她的计划里。今年7月底，她第一次打开直播，过去近三年，她几乎中断了原来的社会交往。她想开启直播，找人说说话，没想到直播间里渐渐有人开始向她提问：刚毕业应该怎么选工作？和领导发生矛盾怎么办？性格内向怎样在公司表达自己？后来有人提出，能不能直接连麦？

8月中旬，崔丽丽开始固定和网友连麦，每晚聊两三个小时，接着，白天健身时她也开着直播，有时一天最多播四五个小时。

连麦的人带来各自的职场困惑。崔丽丽很少替她们做决定，她给网友分析着不同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她说，她把自己放在“大姐姐”的位置，给对方一些实际的建议，也会提供一点“情绪价值”。

直播连线在某种程度上治愈了崔丽丽。过去做营销，她习惯用业绩和收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一定要是收入最高的，我一定要奖金拿得最多，那样才能证明我足够优秀。”而在工作中断后，她一度不知道维权之外还能做什么，“维权完了以后，我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价值？我找不到。”

而直播给了她另一种答案。她发现，过去17年的职场经验仍然有人需要，有人听过她的建议，隔一段时间又回来连麦告诉她进展，她把这种“回访”看作认可。相比过去，她不再在意“到底能挣多少钱”，她开始在意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价值。

这种变化，也让她开始重新设想维权结束后的生活。对于未来，崔丽丽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她想面对面和10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女性对话，倾听她们的故事；等案件告一段落，她也希望有机会走进企业，帮助企业建立防范性骚扰的机制；她还想走进校园，在年轻人真正进入职场以前，给他们做公益职场安全第一课，让他们知道如何防范、保护自己，“我认为防范其实从年轻人做起是最有利的。”

张毅也发现，直播以后，妻子的状态好了很多，她开始出门、接送孩子放学，每天早上起来给家人准备早餐。尽管，现实的压力并没有消失。张毅说，因为持续维权，他和妻子的工作都停了下来，接下来的生活怎么安排，目前还没有确定答案。案件仍在等待裁决，为了让之后的生活重启，他们需要一个结果。

9月23日，是性侵事件发生三年的日子。崔丽丽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她原以为自己会再次感到紧张或不适，但这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她照常生活、直播，直到一天过去，才发现这个曾经特殊的日期只是普通的一天。就像那件她曾穿去法庭、称作“战袍”的外套，如今也被收回衣柜，重新变成了一件普通的衣服。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张毅为化名）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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