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打工的中国年轻人，在日本跌入「技能实习」困局

2026-10-08-出国打工的中国年轻人，在日本跌入「技能实习」困局

切割金属板时，刘星又受伤了。

负责指导的上司只演示了一遍就催促着他赶紧上手。刘星深吸一口气，面前厚重的金属板被挪动了一点。他学着上司的样子，拿起铁錾子卡在金属板的连接处，试图用力砍开。「哐当」一声大动静，金属板重重地砸在地上，他笨拙地想要搬起那块差不多有他一半重的铁板，但锋利的金属边瞬间划破了棉纱手套，他的手指被撕开一道血红的口子。

刘星顾不上这道伤口，上司说割下来的金属板要用角磨机处理好毛边才算完成作业。一旁的越南工友来得比他早，已经能够熟练操作手持磨砂机，上司总是说他工作能力不如别人。刀片高速转动，断断续续地蹦出了火花，刘星只觉得害怕，他想起那两个实习期满回国的中国工友，一个被割掉了手指，另一个在操作中没了胳膊。

他有些犹豫，可还是硬着头皮向上司询问关于钣金加工的SOP（标准作业流程）。眼下，上司已经彻底不耐烦了：「就凭你这脑袋，还打算让公司为你做这种东西吗！）」（お前みたいな头で、会社にそんなものを作らせるつもりか！）

刘星26岁，在中国陕西长大。去年11月，他以技能实习生的（俗称「研修生」）身份，从中国来到日本金泽市安原工业团地工作。这里大都是成片的单层厂房，此起彼伏的轰鸣声不断从这些铁皮盒子里传出。工作日的白天，街上看不到什么人，偶尔有几辆灰秃秃的大卡车在冷清的马路上碾过。

安原工业团地作为日本海沿岸最大的工业园区，密密麻麻地聚集了200多家小微企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业，这也是吸收技能实习生最多的产业。2025年年底，技能实习生已经占整个金泽市外国人人口的19%。

九十年代初，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日本政府设立「技能实习制度」（TITP）。这项制度延续多年。2024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修法，称将「发展性解消」技能实习制度，并设立「育成就劳制度」，新制度将从2027年开始实施。翻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几乎从这个时候开始，平台上出现越来越多与上述政策相关的视频，它们往往由中介和IP在日本的研修生发布。

这一年，尽管日元出现历史性的疲软贬值，赴日务工的薪酬吸引力大幅缩水，还是有不少中国人以技能实习生身份前往日本。根据日本出入国管理厅的数据，2024至2025年，中国籍技能实习生的年新增入境人数为16960人。

刘星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只有30多人的小工厂，员工大都是来自中国和越南的技能实习生，他们都凭借着钣金加工的研修项目来到日本谋生。不过入职以来，刘星的工作内容却和钣金加工没什么关系，除了组装配电箱之外，更多的工作时间里，他被使唤打扫厕所，搬运杂物。直到今年2月，刘星突然接到需要开始做钣金加工的通知，没想到，操作的第一天他就受了伤。

赴日研修的中国年轻人们，本以为能借此重启生活，却在异国遭遇了职场霸凌、缺乏安全防护等严峻的劳动困境，而本应是保护伞的团体却选择了袖手旁观。当合规的救助渠道全数失效，这群被制度困在原地的年轻人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2026年1月13日，中国浙江金华，工人在「跃跃汽车」的智慧工厂组装新能源车。摄：VCG/VCG via Getty Images

为什么不能换个环境？

2021年，刘星陕西汉中的家传来噩耗：父亲在一次事故中受了重伤，无法继续做住宅装修的行当。当时刘星还在读大学，为了补贴家用，他利用课余时间发传单，在餐厅打工，背起行囊坐2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去苏州的电子厂组装蓝牙耳机。

翌年7月，本科毕业的刘星入职一家位于宁夏的公司，从事太阳能光伏制造，公司堪称行业巨头。刚开始，他在车间负责现场切片工艺，几个月后，被调往内蒙古的制造基地做材料工程师。2024年3月，刘星前往广东，加入某个太阳能项目。可好景不长，一个月后项目停摆，基地开始大规模裁员。刘星虽然躲过了裁员，但被调回本部后迟迟未能从试用期转正，无奈之下，他选择离开。

「公司经常搞罚款，车间产生不良就罚款，一单罚500，有时候罚得狠一个月到手只有4000出头。」刘星回忆，「那时还流行突然给我们『放假』，那放假肯定没工资的，上班经常从早上8点多直接干到凌晨2点，加班费当然也是没有的。」

近年来，被称为「新三样」的锂电池、电动汽车和光伏的出口表现极为强劲，更推动了202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然而，GDP增长的背后，光伏产业却因产能过剩和需求疲软陷入激烈的价格战。路透社的调查显示，2024年，隆基绿能科技，晶科能源等5家中国光伏巨头产业共裁员约87000人，裁员比例占其员工总数的31%。

与此同时，裁员潮和「降本增效」的风气席卷互联网、房地产、外企和金融等行业。失业大浪打来，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近年来全国城镇年末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持续大幅攀升，从2021年的259万人，增加到2025年超过500万人。

刘星已经记不清自己投出过多少份求职简历。低迷的就业大环境下，那些求职信最后都石沉大海。「国内常有的一套理论，人改变不了环境就要学着适应环境。」刘星却不信这一套，「我就很认可维特根斯坦的话，他说语言的界限是世界的界限，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个语言换个环境呢？」

小雪和刘星做了相同选择。小雪在西安出生长大，家境不差。大专毕业后，她留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家器制造商集团总部做质检员，之后被调到行政事务岗。整整8年的工作生涯虽没什么大波澜，但对于想要升职、加薪和学习新技能的小雪而言，这份已经触及天花板的工作看不到任何新希望。

2024年年初，「降本增效」的触角延伸到了小雪所在的公司。没什么活的时候，公司就频繁地给员工们放假，一周三到四天休息，到手的工资则是大打折扣。和小雪同龄的同事大都已经结婚生子，在当地买房买车，过上了每个月还贷款的日子。突如起来的放假虽令人无所适从，但同事们也不敢贸然辞职，放假的日子跑网约车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对策。

年末，小雪的绩效考核评价不佳，不仅颗粒无收，跟了4年的上级也没有给她分配任何学习名额。一狠心，小雪辞职了。正月的家庭聚会上，没工作又未婚，35岁「大龄」，小雪在饭桌上成了七大姑八大姨炙手可热的讨论对象。

「我觉得在中国，人和人之间没什么边界感，我那些亲戚东家长西家短的，总是逼我结婚。」小雪是独生女，她很想要逃离。

两年前，小雪曾去日本旅行。她渴望日剧里一人一房、规律自在的生活方式，以及干净的街道，人与人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感。

2025年3月，小雪常常在抖音上刷到关于「去日本最后窗口期」「普通人最后的机会」「日本研修制度永久取消」的视频，这些视频的发布者大都是推荐研修项目的中介。尽管评论区充斥着吐槽日本汇率低不挣钱、日本研修坑人劝中介别出来害人的留言，小雪还是忍不住继续点开这些视频。她害怕错失机会便再也去不了日本。

刘星也被这些视频抓住了视线。2024年年末，因为失业，刘星已经在家待了三个多月。闲来无事时，他浸泡在招聘网站上寻找工作机会，也会刷视频和打游戏。因为觉得留在国内难找工作，他用「日本工作」相关的关键词搜索，大数据推送来一名叫「阿创在日本」的博主。

这位在日博主在网络上小有名气，自称是出生底层的电焊工人，他常常在微信视频号发布在日打工的视频：今天老板请工人们免费旅游，明天公司又给换新的单间宿舍；做出不良品老板从不责骂；年末的聚会上，老板和实习生们打成一片其乐融融地迎接新年。

这些视频有时能获得一两万的点赞量。标题写着「普通人的签证」的视频下，有人会在留言区询问怎么去日本，是否一定要学日语，40岁了还能去研修吗？

本就喜欢日本文化的刘星冒出一个念头：去日本试一试，或许也是一条路。

2025年12月4日，日本大阪关西机场，中国东方航空的客机正在降落。摄：Buddhika Weerasinghe/Getty Images

赴日研修生意经

一直以来，小肆的梦想是去日本生活。她看动漫学日语，渴望夏季的烟火大会与镰仓的湛蓝色海岸。2025年10月，小肆如愿以偿，她通过赴日研修在日本关西地区暂时安定了下来。

高中辍学后的小肆成了「北漂族」的一员，她在北京一家儿童轮滑连锁机构工作， 5年的时间，从员工做到了店长。两点一线往返出租屋的日子渐渐吞噬了小肆的活力，她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2024年，小肆带着攒下的积蓄，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北京。她购置了一辆自行车，独自一人从陕西骑行到新疆，之后又做起背包客游历十几个国家。在看世界的路上漂泊久了，小肆的钱包愈发干瘪。2025年4月，小肆决定暂停环游世界的计划，她计划去日本做研修生，一边攒钱回血，一边盘算着用节假日在日本旅行。

小红书上有两个自称在日本做研修的女生，A自称在北海道打工，B自称在鹿儿岛做盒饭加工，她们的小红书内容都是日剧里岁月静好的模样。两人的暱称都与「三文鱼」有关。B在小红书上有三万多粉丝，常常发一些日本乡间宁静生活的碎片，偶尔也会搭配几首安静轻柔的钢琴曲作为背景音乐。

小肆加了两位博主的微信，希望她们推荐靠谱的中介，结果二人推荐了同一个人。「我想大家都介绍的话，说明这个中介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小肆说。

中介告诉小肆，赴日研修全部费用大概3.3万起，包括往返日本的机票费用，后期在机构学习日语的住宿费和课本费；报名费3000元需要提前支付。支付费用后，中介会推荐项目单，有合适的项目就可以参加面试，面试不过报名费直接退还，面试过了则需要补齐尾款。

小肆的第一场面试在一家中介公司进行，公司名称含有「签证服务有限公司」。七八名穿着白衬衫的女生绷着笔直的腰板端坐成一排，中介一喊话，女孩们就用铿锵有力的声音齐刷刷地说出：「哦哈哟勾在姨妈斯（中介用中文标注的日语的『早上好』）。」

面试最开始要用日语做自我介绍，中介会教几句简单的日语让大家提前背下来。自我介绍结束后便是日本公司的提问环节，比如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为什么去日本工作以及未来在日本有什么计划。由于被安排在第一个作答，紧张的小肆在面试中回答得磕磕绊绊。

「面试不过的话可以退钱，本来我都打算放弃了，结果那个中介和我说，三天后还有另外一个食品厂的面试，在家微信视频就可以，中介说看看能不能把我加进面试里面，结果第二家很简单就面上了。」小肆回忆。

小雪不仅通过「同一个博主被介绍给同一个中介，连面试过程都如出一辙：小雪未被面试的第一家公司录取，而通过微信视频面试的第二家公司，只问了可不可以闻洋葱，就录用了她。

过了面试，小肆和小雪都被中介推给了一家青岛的机构，在那里学习三个月的日语，为出国做最后的准备。

小雪被分配到一个日语零基础的班级，一个班上20多人来自天南地北：有人不到20岁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了好几年；有人揹负着债务，需要供养一家老小；还有好几年前去日本做过研修生、期满回国后想要第二次前往日本打工的大叔。

学习日语的日子总是枯燥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除了中间吃饭休息的时间，每天都要抄写五十音，隔三差五还有听写训练。小雪形容那像高中生活，七八人一间宿舍，学习结束后就排队洗澡吹头发，第二天眼睛一睁就起来学日语。虽说如此，想到去日本的日子一天天靠近，小雪就会再次燃起干劲。

去日本研修的前几天，小肆突然接到了中介的电话。中介问当初是谁把他推荐给小肆的，小肆说是A，中介觉得不妙，因为他阴差阳错地把介绍费打给了B，中介让小肆就当不知道。那是小肆第一次隐约瞥见这个圈子里「人头费」的冰山一角。

根据小雪和小肆提供的信息，记者以咨询赴日研修为由联络了这位中介「黄老师」。在黄老师的微信朋友圈，置顶的是一张聚餐时的照片，他坐在最中间的位置，看着年纪不大，大圆桌上摆了几瓶啤酒和小菜，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除了诸如「日本千叶最赚钱的金属分解，只要男士，仅限15人」此类的研修项目外，黄老师最近的几条动态都是关于韩国和新加坡的招工信息。

黄老师向记者透露，技能实习制度将被废除，现在他们手上的研修项目不多，未来更是做不了研修业务，疫情以来80%的研修项目都转向东南亚市场招工；至于新的「育成就劳制度」，目前中日没有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人想要去日本打工只会越来越难。

2025年7月22日，日本名古屋关市，Sumikama Cutlery 工厂的员工正在磨刀。摄：Richard A. Brooks/AFP via Getty Images

与日本政府签署二国间合作备忘录，是实行育成就劳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新制度在原则上只从已签署或正着手签署二国间合作备忘录的国家接收劳工。截至今年8月，共有越南、印尼、老挝、菲律宾等14个国家和日本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并不在内。尽管2024年中方相关人员曾与日方就新的育成就劳制度进行面谈，但由于涉及劳工保护、政府直接介入监管等原因，中国政府在细节上未能与日方达成共识，新制度是否会考虑中国籍劳工至今悬而未决。

黄老师尝试向记者推荐一个灌装化妆品的项目，工作内容是将调制好的化妆品半成品注入到各类包装容器中。这份工作的工资到手有一万多人民币，公司还会安排单人宿舍，项目轻松，休假120天比国内公务员还要多。黄老师表示这个项目比较抢手，是个独家项目，别的中介手里没有这个单子。

记者而后追问赴日研修的人的学历。黄老师说，大多是大专和本科，学历的优势并不大，同时附上国内某大学英语硕士毕业生的咨询截图。

「我最开始想要走留学签证来日本的，但是中介说我年龄太大，走留学签证基本不可能。中介说研修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恐怖，可以转特定技能，之后可以拿永驻。我也没多想，听起来一切顺理成章，但是如果我知道研修是这个样子的，我说什么也不会走研修的！」提起黄老师，小雪气不打一处来。

对于一个技能实习生而言，想要申请永驻需要穿越层层关卡。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外籍人士申请日本永久居留权需要满足一系列硬性条件，包括无犯罪记录、行为端正，按时交税纳税，单身、无抚养人士的年收入至少要达到300万日元（注：约13万人民币）；对居住年限也有严格的要求：普通的上班族需要在日本连续居住满10年以上，这10年中必须用「特定技能2号」或「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等就劳目的滞留资格连续工作满5年。

由于技能实习签证被归类为「非就劳目的」的滞留资格，技能实习生无法直接申请日本的永久居留权，其在日停留的时间（一般为3年）不被计入申请永住所需的「5年工作年限」，仅被计入10年总居住年限。技能实习期满后可免试转为「特定技能1号」，最长滞留资格为5年，但同样只计入10年总居住年限；特定技能1号期间，只有通过的严格的行业考试才可更换成「特定技能2号」，至此开始计入工作年限。

对主打赴日研修业务的中介们而言，旧制度的即将落幕无疑是场巨大的冲击，他们开始更为迫切地推销手中所剩不多的研修项目，迷惑性的话术推波助澜，很多人不假思索就走上了研修之路。

想像中的生活一点点瓦解

2025年10月，小雪坐上前往日本的飞机，理想中的生活似乎变得触手可及。

飞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办理好入境手续后，小雪和同行的实习生们在机场附近的千叶县开启为期一个月的研修中心生活。那是小雪在日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在研修中心的日子，实习生们需要学习基础日语和在日生活的相关法律法规。小雪在那里认识了几名来自印尼的女生，大家虽然语言不通，用同样蹩脚的日语加上手舞足蹈的比划，交流倒是不成问题。周末是自由活动时间，千叶离海边近，实习生们就会结伴去海边看风景，小雪记得泛着海腥味的空气并不难闻，阳光温柔地洒在脸上，时间过得很快，发发呆半天就过去了。

11月正式入职后，小雪对日本生活的想像开始一点点地瓦解。

蔬菜加工的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入职第一天，小雪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车间公告栏的夜班排班表上，到12月底，她需要连上一个月的夜班。加工蔬菜车间的灯24小时都亮着，几排日光灯管吊在头顶，打出惨白的光。

小雪的工作内容是负责把切好的洋葱称斤装袋，夜班的指标是固定的，工作时间从晚上10点到翌日早上7点，两人配合需要装满1000袋，班长负责监工，达不成指标就继续加班。小雪觉得这个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人要连续站立八九个小时，手就和机器人一样，只管麻木地切洋葱。

尽管工作和想像中的有落差，但刚来日本的小雪还是选择埋头苦干。休息日为苦闷的日常打开一个小小的口子，有时小雪会去横滨找当初在青岛一起学日语的大姐聊聊天，喘口气，讲讲彼此工作的近况；很多生活用品没置办齐，她们又会相约去逛百元店。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到了12月，由于夜班导致生活作息混乱，白天休息时，小雪难以入眠，食欲更是骤减到一天只吃一顿。除了去最近的超市采购物资外，渐渐地，小雪变得不爱出门，几乎一整天都待在宿舍。进入2026年，小雪已经连续上了两个多月的夜班。胸口的阵痛也愈发频繁。

辗转了几家医院后，3月下旬，小雪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症且伴随躯体化症状。犹豫之后，小雪联络公司请求更换实习公司或直接换工作，公司负责人却表示，是小雪自身的心理暗示导致的胸痛，公司用研修生这么多年，从没有见过像小雪这样不舒服就要换工作的，大家都在努力适应，如果小雪实在熬不下去就好聚好散，他们好安排下一个人顶替，不要坏了公司的风气。小雪觉得委屈，明明身体不适的是自己，公司不仅没有关心还要倒打一耙。

2025年2月9日，日本神奈川横滨，富士山前的京滨工业区。摄：Yuichi Yamazaki/AFP via Getty Images

和小雪前后脚入境日本的刘星，异乡生活也是一波三折。

工厂距离日本海不过一公里。因为处于工业区，除了几座零散的一户建，周围都是清一色的厂房，沉寂荒凉的景象像座孤岛，刘星打趣说自己被困在了「海岸囚牢」。

宿舍在工厂的二楼，由原来的办公室改造。虽美名其曰单人房，也不过是木头板隔开的几个简陋的小单间，狭小的房间没什么家具，只有一张已经凹陷了的铁床架。通往实习生宿舍的楼道口，总是杂乱地堆放着废弃的油漆筒和几十个轮胎。

刘星的直属上司是中国人，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十来年，是厂里的小领导，嘴里总是吐不出什么好话。刘星记得第一次贴防水条时，因为没有经验，贴了几次都贴歪了，本以为只身一人来到日本，在工厂里遇到同胞能够互相帮助，但上司却恶语相加，不是说他速度慢，没有其他人学的快，就是指责他能力有问题。刘星想要通过技能实习签证留在日本，学好日语未来拿永居，可上司只会挖苦他的理想。在被多次否定工作能力后，搬运杂物、扫厕所等杂活变成刘星主要的工作。

郁闷的日子过成了常态，刘星找到了排解的办法：同期的工友喜欢钓鱼，他们就约着散步到海边，工友一钓就是一个下午，刘星就在海边拍拍风景，刷刷视频；工厂附近超市的物价对于实习生们而言并不友好，为了节省车费和买到实惠的物资，他就提议和同事徒步七公里去业务超市（以大容量包装和极高性价比著称的超市）买菜。

时间流转到今年1月中旬，刘星正在拆卸机器螺丝上的保护盖。因为无人指导，他看到其他工友用钳子辅助，便试图模仿，同时用手按住保护盖，以防碰撞产品。但没戴手套的手指瞬间被划破，鲜血直流。这是他第一次受伤。

此前，上司和公司已多次以能力问题为由向刘星发出离职暗示。受伤后，刘星害怕被解雇，不敢声张，只好躲进洗手间用冷水冲洗伤口，用纸巾简单包扎后，硬撑着完成了剩余的螺栓安装。

第一次受伤后，上司再次以工作失误为由，称今后不再给刘星分配工作。刘星惴惴不安，又干起了杂活。2月2日，突然被安排钣金加工的刘星再次受伤。他没有使用手持砂轮机工作的经验，只是看过上司和同事演示过几次，当他向上司指出使用砂轮机的过程存在安全隐患，并询问标准作业流程，却遭到一顿劈头盖脸的人格侮辱。此后他没有再收到任何工作指令。刘星被变相停职了。

对于从事钣金加工工作的技能实习生而言，在日本的《劳动安全卫生法》的规定下，需要参与「自由研削用砂轮的更换或更换时的试运转作业特别教育」（自由研削用といし特别教育），获得当地安全研修中心颁发的「特别教育结业证」（特别教育修了证）后才可以正式上岗。然而，公司并未在刘星上岗前安排研习。

再次受伤后，刘星决定维权。但这条维权之路比他想像中的艰难许多。

失效的监督职能

刘星和小雪的经历并非孤例。

202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技能实习生用人单位的监督指导调查，结果显示，在进行调查的11355家用人单位中，存在违反《劳动基准法》相关法规行为的有8310家，即七成以上的公司都存在违规操作。

最常见的违规行为是实习单位未达到所用机械和设备的安全标准，占调查总数的25%；排在第二的违规操作是未支付加班工资，占调查总数的15.6% ；以及未就健康检查结果征求医生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的意见，占14.9% 。

在技能实习制度框架中，监理团体是重要的一环，不仅需要为实习生们提供生活支援，同时也负责监督接收企业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然而，很多时候监理团体的作用是失效的。

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的资料显示，约九成的监理团体是由中小企业协会所建立的非营利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团体的高层同时在监理团体以及接收实习生的相关企业中兼任职务。

「公司的社长和监理团体的理事长是同一个人，监督方和被监督方是同一个人，这样能正常行使监督权吗？」在2026年4月一次讨论外籍劳工劳动情况的会议上，跨行业工会组织全统一劳动组合副委员长佐佐木史朗对本应保持中立、独立保护实习生的监理团体提出了质疑。

2014年11月20日，日本东京，大型建筑工地的工人。摄：Yoshikazu Tsuno/AFP via Getty Images

在日本，法律赋予的用于监视和惩定企业违法违规用工行为的「劳动监管权」，本属于「劳基署」等行政机关。在《技能实习法》中，监管权部分让渡给了私营的、行业协会性质的监理团体，当监管职能被置于行业协会的自我监管之下时，这些团体不仅缺乏监管权的制衡，反而因为与企业利益的绑定，导致监督形同虚设。

技能实习制度发展于90年代初，当时日本社会受到泡沫经济冲击，劳动力出现巨大缺口，政府通过修订《出入国管理法》，向南美日裔人士开放「定住者」在留资格，允许在日本长期居留并自由就业。当时的巴西正经历恶性通货膨胀，仅1990和1991这两年时间里，就有约10万名巴西日裔前往日本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体力劳动领域的工作。然而，巴西日裔劳工的加入依然杯水车薪，泡沫经济越演愈烈，少子高龄化初现端倪，各大企业、工厂和建设工地都在疯狂扩张。1993年，日本政府正式确立了「技能实习制度）」，从发展中国家引进外籍劳工缓解市场压力。

制度从设立之初就禁止研修生更换工作单位，即使面临违反劳动合同、人权侵害等问题时，仍然无法变更工作单位。根据官方数据，在制度运行中实际能够变更工作单位的实习生不足1%。

为什么技能实习制度中会存在限制转籍、束缚劳动者职业选择自由的规定？法政大学名誉教授上林千恵子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长期以来的外国人接收政策一方面重视公共秩序与出入境管理，另一方面对出于经济目的接收外国劳动者持谨慎甚至否定的立场。她认为，这一政策背景是技能实习生的自由择业权受到制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此背景，技能实习制度设立之初，日本政府通过让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在日本取得技能、再将技能带回本国，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贡献」和「技能移转」的名义，将技能实习生置于有明确期限、并与特定实习实施单位（接收企业）相绑定的制度框架中。然而，随着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的日益加剧，制度在实际运用上成了日企填补人手缺口的重要渠道。

2014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针对日本政府提交的报告，发表了结论性意见：「日本的技能实习制度中依然存在着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也曾评价技能实习制度为「现代奴隶制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反奴隶制组织Walk Free的界定，「现代奴隶制度」包括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强迫劳动包括私营经济中的强迫劳动和强迫商业性剥削，以及国家强加的劳动。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全球《人口贩运报告》中，技能实习制度因存在「强迫劳动」风险被列为重点批评对象。

为了保护技能实习生，强化现场监管，日本政府在2017年设立「外国人技能机构」（OTIT）作为日本政府下辖的权力监管中枢，负责劳动现场的实地搜查、行政处罚以及日常监管等。然而，OTIT的设立并未在实质上改善实习生们的境遇。非盈利组织「NPO法人POSSE」的岩桥诚接受《日本时报》的采访时，谈到OTIT在处理实习生问题时行动迟缓。在司法和现实层面上，OTIT还曾被曝出直接参与违法侵权或纵容黑心企业的丑闻。

2026年3月27日，日本爱知县可江市，轻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工厂，工人正在包装准备装运的铝材。摄：Louise Delmott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4年6月，日本国会最终决定废除技能实习制度，并交出在2027年实行「育成就劳制度」的法案。新制度规定，实习生们在同一企业工作满一至两年，在此基础上通过技能鉴定及初级日语测试后，可根据个人意愿实现转籍，即更换工作单位。

岐阜一般劳动工会第二外国人支部支部长、移住连（Solidarity Network with Migrants Japan ）核心成员的甄凯则对这一制度持怀疑态度，「人权侵害问题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当，劳动者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力被剥夺了。只有把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还给劳动者，情况才会得到改善。」甄凯对端传媒表示，新制度换汤不换药，只要外籍劳工的择业权受限，并不能从本质上防止并改善实习生们正面临的人权受侵害问题，包括工资被拖欠、生活环境恶劣等。

维权之路

被停职的刘星仅靠父母提供的一点经济来源支撑着。如果无法顺利转籍，到10月，他将失去在留资格，面临被强制遣送回国的风险，转籍又需要「技能实习困难书」，但监理团体就是耗着迟迟不提供。趁着和监理团体斡旋的时间，刘星一边开始准备特定技能资格的考试，一边又在AI上搜寻所有可以维权的渠道，并成功联络上了甄凯。

3月25日，在甄凯的帮助下，刘星终于向OTIT的东京总部寄送了实名举报信，举报信指出刘星所在的企业存在「无资格研磨作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和「薪资不当扣除」等违法行为，并请求OTIT立案调查。OTIT在随后回复中表示，已经收到调查课的指示，会配合工会介入调查。

然而一个月后，刘星实习所在地的OTIT富山办事处却用「电话协议」的方式对举报做出了非书面回复，判定企业不存在重大责任。当刘星指出要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时，负责人表示，「无论哪个机构接收这些资料，结论都不会改变」，并断言「不会再对此案件进行任何调查」。五月，刘星先后就实习单位、监理团体以及富山办事处的行为，三次向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总部提起追加申告，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回复。

「《技能实习生保护法》规定OTIT有搜查权和处分权。法律把权力给了他们，法律规定了他们的职责，但是他们现在偏偏就是不做，让人很生气。」长期致力于为研修生群体争取合法权益的甄凯，今年67岁。接受采访时，他的面前正堆着一摞厚厚的资料，「我已经写了这么多的申告书，但是人家（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都没有回信。」甄凯说，刘星这样的案例在技能实习生中很常见，但鲜有人坚定得维权，这让他很受鼓舞。

如果单纯依靠向OTIT申诉，在长达数月的无薪等待时间里，劳动者们甚至会先面临由于失去工作而导致的「在留资格失效」和「无家可归」的境况，最终使得实习生不得不放弃向官方求助，转而向民间独立工会寻求庇护，有人甚至索性「失踪」，成为不法滞留者。

2024年11月29日，日本东京，汐留商业区的行人。摄：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3月底，小雪因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严重的躯体化已经无法继续正常上班。一直报喜不报忧的小雪，最终还是把在日本的遭遇告诉了家人。家人希望小雪可以健健康康，不要为了赚钱赔了夫人又折兵，让她尽快回国。和家人商量过后，小雪正式向公司提出了离职。

刚开始公司并不愿意支付小雪的回国机票，监理团体则以承担机票费为由要求小雪签署「中途回国理由书」，理由书中指出小雪因个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技能实习，自愿回国。

心有不甘的小雪在离开日本前的缓冲时间里，联系上「外国人劳动组合」（Global Union，简称GU）工会，开启回国前最后的维权之路。

GU的发起人李东一在确认小雪的劳动合同后发现，本该是夜班和白班交替进行的劳动时间，在实际操作中被公司篡改为夜班，公司不仅违反劳动合同，同时也触犯了《劳动基准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最后在工会的介入下，小雪向日本的出入国管理局递交了情况说明，表明自己并非个人意愿回国。

我想成为像路飞一样的人

4月中旬，东京下了整整两天两夜的雨。樱花被雨水打散，落了一地，穿堂风呼呼作响，大风裹着小雨吹鼓了行人们的衣角。傍晚7点，池袋的霓虹灯一盏盏点亮，凹凸不平的小路上，掺着油渍的积水泛着彩色的光。

大多时间，我和小雪都是通过线上联络。这天傍晚，我们约定在池袋一家四川菜馆见面。那天深夜，小雪将搭上飞机，回到家乡。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小雪，瘦瘦小小的模样。大多数时间里，她低着头说话，偶尔会突然激动起来，但没过几秒就慢慢耷拉下去。

「我昨天第一次去超市买东西没有看价格，我想我终于可以回国了，这半年就像一场噩梦。」小雪的眼睛很红，她强忍着泪水，「我曾经也想过跑黑的（失去合理的滞留资格后留在日本打黑工），小红书上还有中国人私信问我要不要去九州那边做按摩， 」小雪突然用有些戏谑的口吻说，但她顿了一下，「不过我是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

回国后，小雪的作息逐渐恢复正常，抑郁症也随之好转，家人们不再逼得紧，很少提起结婚的事情。小雪还没放弃再来日本生活的打算，「虽然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留学再来日本，但下次一定要先学好语言。我还没看到富士山、河津樱，还没有去过热海，伊豆，我和日本的缘分还没有真正开始。」

5月底，小肆辞去工作，离开日本。

去年11月入职肉食品加工的研修项目以来，小肆成了日本同事阿姨们的开心果，阿姨们经常请小肆去家中做客，生日时偷偷准备的庆生蛋糕，让小肆感动地抹眼泪。周末的空档，她会约上在日本的驴友骑行去附近的城市露营。虽然工作辛苦，但是在她的承受范围内。小肆本以为可以风平浪静地度过三年的实习生活，但到了4月，同宿舍的另两个室友，因为一次小小的矛盾开始处处针锋相对，不仅暗戳戳地藏起小肆骑行的自行车，室友们还会在起口角后对她拳脚相加。

尽管小肆先后向监理团体反应情况，要求更换宿舍，但监理团体都在口头答应处理情况后便没了后续。同住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变本加厉的霸凌让一向乐观积极的小肆不堪重负，她一度想过自杀。最后，她选择了主动辞职回国。

2026年3月24日，日本东京六义园，樱花树前的游客。摄：Kazuhiro Nogi / AFP via Getty Images

小肆曾在小红书上发过一条帖子，她想要成为像《海贼王》里路飞一样的人。我问小肆，路飞是什么样的人？小肆说，路飞是有梦想又自由的人。在日本做研修生的日子，小肆几乎忘了自己的梦想，她准备先在国内攒攒钱，之后重启非洲旅行计划。

7月，距离刘星提起申告已经过去三个多月，劳基署正式介入调查。

有时，刘星会去一趟甄凯所在的岐阜县工会处理文件，工会有免费的庇护所，他就在那里住上几天。很多实习生不识字，维权意识也不强，刘星就教他们怎么按照时间顺序整理自己的受害情况，什么情况一定要维权。

甄凯有时会带上物资去金泽看望刘星。来日本后，刘星的头发长长很多，日本理发的价格接近实习生一个月的饮食花销，甄凯就自己带着剪刀和剃须刀给刘星理发。为了省钱，刘星经常是乌冬面和挂面换着煮着吃，甄凯在金泽的时候，偶尔会带刘星吃个馆子奢侈一下。

「等案子稳定下来，我想要帮工会运营账号，我可以在上面开直播，讲一些关于实习生的事情，我的案例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告诉他们怎么维权。我要留在日本，我希望未来可以成为律师，税务师或者是记者也好，总之我要去打击这条黑产！」刘星的语速很快，他激动地说。

（受访者小雪、小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