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中年再就业

中年人再就业问题近些年开始突出显现。某知名招聘网站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高龄求职者就业问题研究报告》显示，疫情之初的2020年2—9月，35岁及以上的求职者同比增长14.9%，增速为35岁以下求职者的2倍，其中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求职者人数也都同比有明显增长。数据还显示，近半数中高龄求职者由中高收入群体降为中低收入群体。一些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并曾担任过中高层职位的中高龄求职者也开始面临诸多困难。

6月中旬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33岁的张仲麟哄儿子入睡后，拖着盯了一天装修的疲惫身躯，摊在客厅沙发上。妻子小丽坐在餐桌前，借着几盏壁灯的光线正在剪纸，缓解因疫情迟迟无法复工引起的焦虑。往常儿子入睡后，张仲麟会在这段短暂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看看电视、刷刷视频放松一下，此时他却摸出手机打开了求职网站，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位。

3年前，30岁的张仲麟经过与怀孕的妻子权衡，选择成为一名全职父亲。3年来，除了陪产带娃，他还操持着将来儿子上学的换房、装修、搬家等事情。可疫情反复，从事教培行业的妻子经常处于阶段性停工状态，家中积蓄早已耗光，之后还有各种贷款要还。在这个夏天来临之前， 张仲麟私下做了一个决定——准备重返职场。 可几个月过去了，他通过招聘网站发送了多份简历，都如石沉大海。

1989年出生在新疆阿克苏的张仲麟大学就读于沈阳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大学期间就参加了各种校外实习，为工作做准备。2012年毕业后，张仲麟顺利入职了北京一家从事体育赛事推广、培训的创业公司，7年间从助理成长为项目主管。虽然2019年公司因为运营问题倒闭，但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又入职了一家著名国际自行车品牌公司，从事新媒体平台的搭建和策划工作。 半年后，由于和上级之间的一次争执，张仲麟被迫离职。之后虽然经历了几次不太成功的面试，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先给自己放了个假。后来妻子怀孕，考虑到当时妻子正处在事业的黄金时期，收入也非常可观，他就彻底变身为全职父亲。

“现在回想2019年决定成为全职父亲前的几次面试经历，就隐约感觉到30岁的年纪有些不上不下的尴尬。”张仲麟觉得自己虽然具备工作能力和经验，但简历不够精彩，缺乏知名大公司的从业背景，因此在较高职位中可能缺乏竞争力，而对于一些基础岗位，又不如一张白纸的年轻人成本更低、服从性更强。 而这一次，33岁的张仲麟甚至几个月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除了求职网站，他开始向身边的熟人朋友求助，寻找一切可能的工作机会，但依旧没有进展。 张仲麟原本是个乐观的人，但这次求职的困境造成了很强的挫败感，经济上的紧张也给全家带来巨大压力。为了缓解焦虑，他重新捡起了做全职父亲起就已经放弃的爱好——自行车，每天出去骑上一个小时，放空大脑，并且经常扎进岳父家天台的花园里，在打理花花草草中找到一个释放压力的避风港。

“也许因为大环境下相关行业不景气；或者因为自己这两年做全职父亲的空档期以及33岁的年龄令用人方有所顾虑。”但张仲麟认为凭借自己的专业学历以及工作经验与能力仍然可以胜任一份相关工作，至少应该获得面试的机会。 妻子小丽一直从事教培行业的销售工作，曾带过100多人的团队，也经常面试新员工，对于丈夫的求职困境，她有一些更具体的看法，“仅以我所在的部门来看，30岁以上的求职者确实机会寥寥”。她在面试中曾多次拒绝过这个年龄段的求职者，其中不乏其他知名培训机构的销售总监甚至校长，很多中年求职者在面对“你每天能工作几个小时”的提问时就已经被淘汰了。

38岁的刘克是一名资深的互联网广告人，从20多岁初入职场时，刘克就经常听到所谓“到了30、40岁做不到管理岗位就会被淘汰了”，“40岁的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等一些“忠告”。彼时的刘克虽然很年轻，但他不认同这种评判，认为这是一种年龄歧视。他觉得职场的结构是金字塔形的，能做到较高职位的一定是极少数，不能因此而否定所有“到了那个年纪却做不到那个职位的”大多数。然而十几年后，刘克却切身体会到那种口口相传的“职场中年危机”。 四个月前，刘克从公司离职了。互联网广告行业里跳槽本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从业十多年的刘克此前换过五家公司，每一次下家都不难找，甚至好几次都是无缝对接。四个月前离职的时候，刘克已经做到总监的职位，他觉得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及经验，找一份工作不会太难，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有些不同。

发求职信的时候，刘克就发现大概一两成的岗位明确标注了34岁的年龄上限。在某知名招聘网站搜索北京地区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相关岗位，结果显示只有不足20个。四个月里，刘克投出近千份简历，但只收到七八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并且最终都没有达成合作意向。 “原因很多，有的业务方向不适合自己；有的因为双方理念不同；有的是觉得我期望的薪资过高。”刘克说，虽然在面试中没有哪家公司明确提出年龄问题，但他明显感觉这个年纪处境的复杂和艰难。一次面试中，刘克应聘一个策划类岗位，用人方虽然对他的专业能力和履历都感到满意，却还希望他在渠道方面有更多的资源和经验，“这相当于对一个职位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需求”，最终用人方再三权衡还是希望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刘克没有被录用。 “年龄只是一个表面因素，背后的逻辑是随着行业红利期的结束，越来越多的企业趋向追求效率和快速增长。”在刘克看来，过于强调效率就会指向两个极端，要么选择更年轻、成本更低的求职者，要么对中高层职位的求职者提出近乎不合理的高要求。 侯子：退出主流就业选择的求职者

与张仲麟和刘克不同，42岁的侯子2021年9月被公司裁员后过上了“躺平”的生活。每天起床后给花花草草浇水、喂猫、打理家务，而后为临时兼职的平台撰写文章，参与NGO组织的志愿工作，傍晚有时出去散步或者运动，入睡前进行冥想。能拥有如今这种平和的心态，侯子自述走过了两次非常严重的职场焦虑，一次因为失业、一次因为在职。

2018年春节前夕，当时在一家海外医疗公司做内容总监的侯子突然接到了裁员通知。“那段时间我对工作方向产生了怀疑与动摇，也确实表现在我的工作状态上。但作为贡献不菲的公司老员工，被直接裁掉的确打击巨大。”那段时间侯子陷入深深的恐惧与焦虑，背负的房贷、日常生活的成本、对健康情况的忧虑、中年求职的困难……种种因素瓦解了她的安全感，只有继续求职才能缓解焦虑。 半年后，侯子又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最初的工作让她获得了成就感，但随着公司业务转型，所在部门被撤销，她也被迫几次转岗，“我发现自己成了一颗螺丝，随着层层级级的部门齿轮转动，在高强度、长时间、快节奏的巨大压力下，每天被OKR、点击量、转化率、绩效考核和冗长的会议等等包围”。侯子觉得工作内容已经不再是自己想做什么、适合做什么，而是公司要你做什么，并且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这种彻底的失控感引发了她强烈的不适，进而造成了比上一次失业更加严重的焦虑。

从2020年春天开始，侯子出现了严重的失眠，开始寻求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还通过参与公益活动、学习自然类的疗法以及冥想来治愈自己。“我逐渐意识到以前关于年龄和工作的焦虑、安全感的缺失都源于对物质的过分依赖，以及盲从于大环境下房子和存款才是保障基石的观念”。 经过探索和梳理，侯子的焦虑消失了，以至去年再次被裁员时，侯子甚至感到解脱。这次，侯子不再只为更高的薪资待遇和所谓“体面”的职位去努力甚至“内卷”，用她的话说是“退出主流就业选择”。

然而侯子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处在这个年纪的求职者仍在奋力挣扎。43岁的小麦曾在知名外企任职总监，2020年失业至今简历几乎投遍了行业内所有公司，却依旧待业，如今已经负债累累，妻子说他正经历着人生中最低落的阶段；40岁的大鹏曾经是国内知名电商公司的渠道经理，2019年离职后一直待业，去年起迫于生计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对于中年群体再就业的困境，从事猎头工作的林娜也有所感受，觉得这类问题可能已经从50岁提前到40岁，甚至更早。但出于严谨的职业态度，林娜认为自己的这种主观印象缺乏数据的支撑，并不能作为整体的判断依据。 林娜主要为一些互联网公司及IT企业推荐中高端人才，她觉得从一名猎头的角度出发，首要考量的是候选人的能力是否匹配用人方需求，年龄不是第一要素，但会作为一个加减分选项，但就IT行业来说，她认为年龄问题实际上是这几年人才过剩造成的。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中国IT业从业人数年复合增长率达到9.95%，直至2021年总数已经接近800万。林娜说：“这就造成了越来越多具有一定经验的年轻人涌入这个行业，而那些到了一定年龄却因各种原因错失了发展的机会、停留在某一个级别的中年人就会面临巨大压力，甚至被淘汰。” 从事了十几年HR工作的一丹曾在大数据、房地产以及集团餐饮等不同行业工作过，她觉得中年人再就业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不同的行业、职位之间有非常具体的差别，但用人方经常会有一种惯性思维：面对中年求职者会先入为主地在心里打一个问号——他如果干得很好，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丽云曾总结中年人再就业难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一些企业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考虑经济利益，设置岗位和招聘时给年龄划定红线，涉嫌年龄歧视；另一方面，一些中年求职者确实预期和要求高，不太好管理。但无论成因多么复杂，张丽云认为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到了必须要系统性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秋天到来的时候，张仲麟终于搬进了装修好的新房，妻子小丽也复工了，虽然收入很不稳定。张仲麟的求职意向已经放宽到任何行业，可工作依然没有着落，“还贷日期却丝毫不会延迟，压力仍在逐渐增大”。 刘克又参加了一些面试，包括通勤需要42站地铁外加1小时单车的公司和一家投资公司旗下的墓地推广工作。还好中秋节过后他拿到了一家互联网广告公司总监的职位，但工作方向和从前不同，“有些担心，希望自己可以快些度过阵痛期”。 侯子彻底转向了真正想从事的公益、环境和自然教育方向，但面对一个全新的行业，求职过程也许会更加漫长，而做兼职的收入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不过侯子觉得内心更加安定平和，“因为做着自己热爱并可以自由掌控的事，抵消了补偿性物质需求和对不确定未来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