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胡星宇 “中年工厂妈妈”:县域产业发展下的农村女工母职实践——基于赣中G县工业园的实地研究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劳工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发展社会学。胡星宇，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21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劳工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

作者简介

摘 要：基于赣中G县工业园H厂的实地研究发现:农村中年女工通过参与县域工厂经济,抓住进厂机会拼命加班赚钱并节俭消费;只在有限的厂外时间严管仍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子女,同时不断边缘化家务劳动;却在父系孙辈需要照顾时,放弃工作转向隔代照料。这一“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根源于农民工家庭发展需求和工业园工厂生产体制的共同塑造:县域城镇化推高了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家庭化转型的经济成本,促使中年女工尽快从家庭照料转向家庭生计;工厂的订单生产体制不仅契合了女工迫切的经济需求,还吸附了其自由支配时间,令其在扩展经济母职的同时边缘化了子女教育和照护劳动;家庭性别权力则让女工性别化地回应子女的教育和家庭化转型需求,并在父系孙辈需要照护时转向隔代照料。本文表明,从农民工家庭发展需求的转变和产业形态的生产体制相结合的角度,可以推进底层女工的母职实践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和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总量攀升至2023年的2.98亿。受户籍制度等城乡结构的限制,农民工家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拆分型再生产体制,其劳动力雇佣和简单再生产在打工所在的城市进行,子女抚养与教育、老人赡养等再生产事项则多留在农村老家,引发了家庭离散、碎片、脆弱等问题[1][2][3]。在此背景下,为了维系家庭稳定和发展,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实践至关重要,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早期研究综合阶层、性别和城乡等视角,通常将女工的母职实践置于“进城务工—返乡照料”的二元分析框架之下,认为女工只能在外出打工和留守抚育之间选择其一,从而在不同的家庭情境中承担较为单一的母职角色[4][5]。随着研究的深入,后续研究显示,部分外出女工在承担家庭生计责任之时,也履行着“远程母职”“流动的母职”“情感和教育母职”等更加丰富的母职责任[6][7][8]。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内地县域凭借其在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的比较优势,21世纪以来开始吸引大量从沿海转移而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9][10][11](PP420-443)。这不仅促进了中西部县域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本地就业机会,特别是为本地女工提供了整合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契机,让她们得以再嵌入原有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系统之中[12]。在此基础上,有研究提出,县域产业具备了让女工协调双重劳动的生产条件,女工可以“兼顾”或“统筹”生产劳动和家庭再生产劳动[13][14][15]。但这类研究往往暗含了县域各类产业多施行弹性生产体制、女工留守在家主要是为了照顾家庭等预设,并据此认为她们在进行“兼业”的同时,也能够较好地甚至优先地进行家庭照料。然而,这类研究普遍忽视了从沿海转移而来、由县域工业园承接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具有独特的生产体制和用工需求,未能关注参与该类工厂生产的女工——主体是农村中年女工——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母职实践。

事实上,内地县域工业园承接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多与其沿海总部保持着紧密联系,该类工厂尽管会“入乡随俗”地采取某些表面看起来家庭友好的措施,但其即时的沿海市场订单、刚性的打卡制度、通常需要加班倒班才能完成的流水线产量等要求,使得参与其中的女工形成了与家庭空间邻近但时间并非自主的劳动形态。在此生产体制下,县域订单制工厂的劳动力主体主要是暂时不需要承担密集家庭照顾责任的农村中年女工,其母职实践不仅与外出女工不同,也与本地弹性生产体制下的青年女工迥异。对这些农村中年女工而言,由于其所处家庭发展阶段及发展需求的独特性,特别是在县域房地产业推动的城镇化持续推高其家庭再生产负担的背景下,她们必须全力参与订单制工厂的辛苦劳作,从而不断扩展母职实践的经济面相,同时弱化母职实践的照料面相, 进而建构出一种现有研究尚未关注的独特的母职实践形态——“中年工厂妈妈”。

本文基于对赣中G县工业园H工厂的实地研究所收集的经验材料,考察县域订单制工厂的劳动力主体——农村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形态,揭示形塑其母职实践的原因和机制,探讨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下文首先梳理有关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的研究文献,指出既有研究既较少关注中年女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母职实践图景,也较为缺乏将家庭发展阶段及其家庭需求与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相结合的讨论;其次根据县域产业及其生产体制与中年女工母职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再次运用已获取的田野材料进行描述和分析,呈现中年女工母职实践的特点,并揭示其背后的形成机制;最后讨论县域产业发展背景下中年女工母职实践研究的学术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一)农村女工的母职实践

“母职”概念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波浪潮,其研究总体上可归纳为从母职(motherhood)到母职实践(mothering)的转变,即作为制度的母职和作为经验的母职的区分[16]。其中,制度化的母职特指规训母职应该如何实践的信念和价值观这一父权制意识形态,是一种压迫女性的标准化社会建构;而经验性母职聚焦母职赋权和女性解放的潜在可能,强调母职的生成和建构。后续研究表明,母职实践受阶层、种族、社会文化规范等影响,表现出不同的实践形态。例如,受传统家庭性别分工、“优绩主义”竞争文化等影响,美国中产阶层女性的母职实践呈现出“密集母职”的倾向,即全身心投入子女照料以满足社会对母亲角色的高标准要求[17]。而当女性被完全纳入劳动力市场后,则需要协调工作与母亲角色的冲突,其母职实践更多表现为转移性的“延展母职”[18]。还有研究发现,非裔黑人女性通过委托社区照顾孩子的方式形成更为集体化的母职实践[19]。可见,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条件,女性受到不同的结构限制但也能够发挥能动性,从而形成多样化的母职实践。

国内学界受上述学术思潮的影响,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实际,对母职及母职实践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例如,有研究注意到,伴随市场转型造成的单位制解体和劳动力的高度市场化,女性面临着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分工的两难身份困境[20][21]。后续研究以城市中产阶层年轻母亲为焦点,发现她们尽管承受着知识、情感等密集母职的意识形态和工作压力,却发展出家庭内“严母慈祖”的代际分工、从家庭走向社区的“抱团养娃”等母职实践形态[22][23][24][25]。另一些研究则看到城市中产阶层年轻母亲母职的“教育化”趋势,探讨了“教育拼妈”、母职的“经纪人化”等现象[26][27]。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引入阶层、性别、城乡等交叉性视角[28],有 意识地将农村女性农民工和城市中产女性区别开来,推进了底层女工的母职实践研究。在20世纪末农村青年女工开始涌入沿海城市打工之际,研究者建构了“进城务工—返乡照料”的二元分析框架,呈现了经济母职和照料母职之间二分的相对单一的母职形 象[4][5]。后 续研究逐渐突破前述二分框架,从外出女工的照料、情感等层面以及留守女工的经济、家计等层面丰富了底层女工的母职实践内容。一方面,不少研究发现,相较于城市中产阶层女性,进城务工女性普遍面临“打工之苦”“教养之难”等矛盾,但她们仍然能够在工人、妻子、家长角色之间反复调整,通过“远程照料”“阶段性迁移”等策略来实践“流动的”母职,其中新生代女工更是凸显了母职的情感、教育等实 践[7][8][29];另一方面,不少研究指出,留守女工虽以家庭照料为主并形成了“陪读妈妈”“密集看护”等形象,但其“半工伴读”“以工养学”的劳作面相也日渐得到关注[30][31][32]。

由此,学界对农村女工母职实践的研究经历了引入阶层、性别、城乡等交叉性视角,进而突破“外出务工—返乡照料”的二元分析框架的一系列研究推进。我们看到,无论是对外出女工的照料和情感面相的挖掘,还是对留守女工的经济和家计内容的补充,抑或是对女工在不同家庭需求下的差异化母职回应,以及在不同母职面相之间的转换的强调,都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农村女工母职实践的理解。

然而,既有关于农村女工母职实践的研究多以外出务工或留守陪读的青年女工为主,少数研究关注到老年女工的返乡“婆代母职”或外出“老漂母职”的实践[33][34],却普遍忽视了处于中年阶段的农村女工的母职实践,特别是忽视了本地中年女工这一重要女性群体的母职实践。事实上,与外出或留守的青年女工以及返乡或“老漂”的老年女工相比, 本地中年女工面对的家庭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非常独特,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可以暂时不被繁重的家庭照料等母职内容捆绑,却要承担子女日渐高涨的教育支出以及子代实现成家立业等家庭化转型的高昂费用,因而具有扩展母职经济维度的迫切动力。特别是在内地县域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本地女工一方面必须面对县域房地产业推高的子女教育、结婚成家等家庭再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工厂工作扩展母职的经济内容,从而建构出新的母职实践形态。

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家庭发展周期视角,考察从家庭发展早期(如婚育、子女早期教育时期)向家庭发展中期(如子女长大、家庭照料任务减轻时期)转变时,中年女工如何建构相应的母职实践以回应新的家庭发展需求。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沿海工业内迁、县域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经济负担逐渐加重的同时,还有很大一部分身处特定家庭发展阶段的中年女工并未外出务工, 其母职实践将受到县域产业的组织形态及其生产体制的深刻影响。

(二)县域产业发展对女工母职实践的影响

长久以来,“县”(含县级市)是城乡之间极富中国特色的地带,县域产业则在县域发展中具有枢纽地位[35][36]。现有研究关注了县域内不同的产业形态,发现政府扶持的政策性产业、市场自发形成的本地产业、沿海内迁而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具有不同的生产经营形态和劳动体制,从而建构了不同的生产关系,对本地女工的就业形态和母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政府扶持的扶贫等政策性产业中,经营主体建构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化”生产空间,通过抑制极端的市场逐利行为来实现服务底层劳动者、提升社会公平等经营目标[37]。有研究发现,此类“政治化”生产空间通常吸纳的是将照顾家庭作为劳动参与目标的底层农村妇女,因而普遍采用高度弹性化的生产体制,以便使底层女工在改善家庭生计的同时能够顺利实现家庭照料[38][39]。

在政策性产业之外,基于市场逻辑涌现的大量本地产业是县域产业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不少研究指出,由于本地产业的“草根性”,家庭关系通常嵌入在生产经营和劳动过程之中,产业的组织形式和时空安排趋向灵活弹性,劳动过程呈现出“工厂即客厅”或“客厅即工厂”等家庭化特征,从而使本地女工能够兼顾家庭照料,其中一些女工甚至发展出“统筹”劳动、经营和家庭照料的新身份[14][40][41]。

进入21世纪,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明显的内迁趋势[9][10][42]。除一部分自发内迁的小规模轻工产业之外,内地政府充分利用沿海地区“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机遇,通过招商引资、提供产业配套设施、推行各项优惠政策等复制沿海地区前期发展主义产业政策的方式,将大量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入县域工业园,以期实现县域内的产业聚集和规模效应[11][43][44]。有研究发现,县域内迁产业由于需要同时嵌入外部市场和本地社会,普遍发展出“外来工厂本地工”的用工策略,本地女工因而成为劳动力主体,之前外出打工的女工借此重新嵌入本地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系统,家庭生计与照料也由过去的分离逐渐转向当前的融合[12][13][45]。

然而,深入研究发现,由政府招商引资而内迁到县域工业园中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在与沿海市场、生产服务部门的关系以及生产经营、劳动管理等方面均和本地经营者自发内迁的小规模生产作坊存在很大差异。内迁劳动密集型工厂尽管会为了适应地方社会而采用某些家庭友好的劳动管理方式,但已有研究指出,该类企业本质上依赖沿海订单,订单市场的不稳定客观上也使女工的兼业生产具有脆弱性;不仅如此,由于与沿海市场和生产服务部门保持着紧密联系,该类工厂的生产实践必须“围着订单转”,参与其中的女工的家庭生活必须让位于生产进度,因而极大地压缩了其家庭友好弹性,以及参与其中的女工统筹生产劳动和家庭照料的空 间[13][15][46]。

显然,县域产业由于生产经营形态和劳动用工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其劳动力构成也存在很大区别,从而对参与其中的女工的母职实践产生了不同影响。对于政府扶持下的多数政策性产业而言,其生产经营以服务底层家庭为目的,参与其中的底层女工能够较好地为了家庭进行劳动;对于家庭化经营的本地产业或自发内迁的小家庭作坊而言,其生产体制具有很高的时空弹性和家庭友好特征,参与其中的多是以照料或教育母职为主要责任的年轻“妈妈女工”,她们参与劳动的目的是完成母职之外的“兼业”;而对于县域工业园中绝大多数内迁劳动密集型工厂而言,由于其与沿海市场、生产服务部门保持着紧密联系,生产体制和劳动用工被市场订单强力约束,只能吸引那些能够“围着订单转”的女工,她们在家庭照料、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母职必然受到工厂订单节律的塑造。

十余年来,县域房地产业和商品房市场也经历了急速发展[47][48]。在此背景下,大量研究关注了由此带来的县域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农民和农民工家庭进城买房、家长进城陪读等“县域城镇化”现象[49][50][51]。特别是不少关于县城“陪读妈妈”的研究,揭示了县域房地产业发展对陪读女工母职实践的深刻影响[32][52]。然而,县域房地产业的发展和扩张不仅影响了农民工家庭的教育、购房、陪读等行为,还推高了家庭代际再生产的经济负担,农民工家庭必须承担更为沉重的经济压力以支付子女的教育、结婚成家等家庭再生产成本[53][54],由此产生的对女工母职实践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因此我们看到,以往研究侧重强调县域产业与女工母职实践之间的弹性关系,普遍认为不论是政策性产业、本土产业还是内迁的小规模产业,都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女工的家庭照料需求,为其缝合家庭劳动与生产劳动提供了时空弹性。但这类研究忽视了县域工业园中内迁的订单制劳动密集型工厂的伪弹性属性,没有关注该类工厂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劳动用工体制对其劳动力主体——农村中年女工——的劳动过程和母职实践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现有研究还忽略了县域房地产业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再生产成本的推高,忽视了家庭再生产经济压力对农村女工母职实践的影响。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深入县域工业园的订单制劳动密集型工厂内部,实地考察其劳动力主体——农村中年女工——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则要进入农民工家庭内部,具体探讨家庭再生产经济压力对女工行为的影响。唯有结合前述两个方面,才能更加适切和深入地研究农村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我们将看到,承担了巨大的家庭再生产经济压力并在该类工厂劳作的农村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既与外出女工不同,也显著地区别于较高弹性生产体制之下的女工的母职实践。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

基于以上综述,本文认为现有关于农村女工母职实践的研究,尽管引入了阶层、性别、城乡等交叉性视角,并突破了“外出务工—返乡照料”二元分析框架限制,看到了外出女工延展家庭照料、子女教育等母职面相以及留守女工扩充经济劳作、家庭生计等母职内容,却普遍缺乏家庭发展周期视角,忽视了不同家庭发展阶段对女工母职实践的差异化影响,特别是未能关注家庭照料责任有所减轻的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形态。与此同时,现有研究虽然考察了部分县域产业对留守女工母职实践的影响,却倾向于认为,县域产业的弹性化生产体制有利于本地女工尤其是青年“妈妈女工”建构以家庭照料为主、“兼业”为辅的本地母职实践,因而忽视了县域劳动密集型内迁产业和房地产业对女工母职实践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内地县域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量规模化、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内迁至县域工业园。该类工厂与沿海市场、公司总部等保持密切联系,主要从事订单化、标准化、从属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其生产体制必须“围着订单转”,因而较为缺乏时空弹性,主要吸引家庭照料任务有所减轻的女工入厂劳动,其劳动力主体是被现有研究忽视的农村中年女工。显然,这些女工的母职形态不仅受其独特的家庭发展阶段需要的影响,还受到县域工业园中订单制劳动密集型工厂对劳动过程的规制,以及县域房地产业对家庭再生产经济负担助推的塑造。

为此,我们需要引入家庭发展周期视角,结合县域房地产业对特定家庭发展阶段的家庭再生产要求的影响,以及县域工业园中劳动密集型内迁工厂对劳动力及劳动管理的要求,考察参与其中的农村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形态。

家庭社会学者通常根据家庭发展的重要生命事件,将家庭发展周期划分为家庭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与解体六个阶段[55]。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工家庭而言,经由家庭化转型而来的婚姻、生育、抚育、早期子女教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家庭延续和早期发展阶段,该阶段对青年“妈妈女工”的母职有独特要求,偏向于强调母职的幼孩抚育、家庭照料、子女教育等内容[56][57];然而,随着家庭发展阶段的推进,农村和农民工家庭的发展重心逐渐转向子女中后期教育、子女结婚成家等家庭代际发展阶段,该阶段对中年女工提出了有别于早期阶段的母职要求,特别表现为由前述县域房地产业推高了的子女教育、结婚成家等家庭再生产经济需求[53][58];而随着子女结婚成家,特别是孙子女的出生以及父母的老去,对中老年女工提出了隔代抚育、养老照护等新的需求,女工的母职重心将再度转移[33][59]。因此,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农村中年女工——而言,我们需要特别分析县域房地产业发展下家庭的代际发展阶段及其经济压力,考察其如何塑造母职实践。

县域房地产业不仅塑造了农民工家庭特定发展阶段的需求和经济压力,还会推动强化家庭性别权力,进而影响本地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已有研究指出,对广大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地的农村而言,多数家庭仍然保留着强韧的父权结构,农民工家庭也延续并强化了“流动的父权”[5][60]。因此,本文也将考察这种父权制性别权力结构如何与家庭发展周期相互叠加,并通过何种性别策略影响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形成本文的研究框架:家庭发展、县域产业与农村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见图1)。我们看到,县域房地产业通过推高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经济负担,一方面赋予特定家庭发展阶段以独特发展需求,从而以母职重心转移的方式影响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另一方面则强化家庭父权式性别权力结构,塑造“儿女有别”的差异化母职行为。在县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前述家庭发展需求与该类工厂的生产体制相结合,通过女工的劳动参与和对女工劳动过程的控制塑造其母职实践。对于本文重点分析的县域工业园劳动密集型内迁工厂而言,其与沿海市场、公司总部等的紧密联系,将通过形塑订单制生产体制,与县域房地产业推高的家庭再生产负担下的家庭发展需求和家庭性别权力结构一起,共同塑造其劳动力主体——农村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

图1 研究思路:家庭发展、县域产业与农村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简介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过程

本研究深入江西省中部G县工业园的一家劳动密集型内迁工厂(即H厂)内部,通过前后四次实地调查,收集该厂的劳动力主体——农村中年女工——的生产、生活和母职实践资料。

首先,采用参与观察法实地观察中年女工的劳动过程和厂内休息生活。2022年12月至春节期间,本文作者之一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该厂做工,多方面了解了该厂流水线的设置、各生产环节的分工与协作、主要的管理层级、与沿海总部的联系等资料,重点观察了厂内各类女工的劳动过程和休息活动,获得了大量深入细微的观察资料。其次,采用访谈法重点访谈了11名该厂流水线中年女工(见表1)。我们于2023年7月对之前结识的部分女工以及新认识的女工进行了深度访谈,除了关注其劳动过程、薪酬待遇等与工厂劳动密切相关的信息外,还延伸至其家庭生活、消费娱乐等领域,力图以家庭为单位收集女工的家庭发展、工作流动、子女照料等与母职相关的资料。再次,采用追踪调查法进行追踪回访。2023年10月和2024年2月,我们对前述11名女工进行追踪回访,补充了家庭发展史、工作流动史等母职资料,同时对部分工厂管理人员、销售人员进行了扩展访谈。最后,采用档案文献法扩展资料来源。在前述回访期间,由于逐渐认识到该厂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劳动管理体制与其沿海总部密切相关,我们查阅了该厂的发展历程资料,并阅读了G县关于工业园发展、招商引资等相关政策文件资料。

表1 被访中年女工基本情况

(二)H厂案例简介

H厂位于G县工业园内,占地50余亩,于2015年4月从深圳内迁到G县,注册资本为600万元。H厂总部位于深圳,是国内中小尺寸显示器领域领先的制造商,目前具体负责研发设计、产品销售等环节。H厂总部在赣中G县和S县分别设立了分厂作为生产基地,其中H厂主要为家电、汽车仪表、通信设备、医疗器械等提供液晶屏。该厂拥有近600名员工,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占32.5%,初级以上职称占7.5%,固定研发人员21人,其余皆为一线管理者、生产工人和杂工。该厂员工性别比严重失衡,女性多为一线操作工,占比超过80%;男性多为管理层员工或机电维修工,占比不到20%。该厂一线工人以本地中年女工为主,她们大部分住在邻近工厂的家中,少数选择住在工厂宿舍。

H厂在公司总部的直接指导和干预下,形成了现代化的管理层级和流水线化的生产部门。如图2所示,H厂最高管理人员为总经理,下一级为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负责人,再下一级为行政部、生产部、生产与物料控制部(PMC)、品质部、采购部、研发部等职能部门,接下来是各职能部门内部更进一步的职能细分。其中生产部最为复杂,根据产品类型和生产环节,先细分为从生产到贴片和切片,再到产品组装等多个小生产部门,COG小生产部门又进一步分为多个次级部门。H厂的主要研发人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数基层管理人员和部分熟练工人均随工厂内迁而来,公司总部还会根据赣中两个生产分厂之间的管理和生产情况互调管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H厂在各级生产部门均设立了层级化的生产主管,再根据流水线的设置设立基层管理人员(如车间主管),后者直接管理并监督一线中年女工劳动。

图2 H厂组织结构

H厂规定,女工上下班进出厂时需穿上反光衣,进厂后则要穿上相应的工作服。该厂为女工免费提供中餐和晚餐,并为上夜班的女工提供夜宵,还为离厂较远的女工提供宿舍。根据笔者的实地观察,该厂宿舍设施较为齐全,配备了空调、热水器等基本电器,但每月电费超过20元的部分需自行缴纳。然而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女工住厂,绝大多数女工来自附近村庄,她们依靠电动车上下班。工厂因而专门建了一个电动车棚,供女工停靠电动车和为电动车免费充电。

(三)被访女工概况

我们重点对11名本地中年女工进行了深度访谈和追踪回访。如表1所示,2023年访谈时女工的年龄均超过30岁,其中30-45岁的有5名、46-55岁的有6名,全部已婚且育有子女。由此可见,被访女工绝大多数为35岁及以上的中年女工,她们多数度过了结婚成家、幼孩抚育、子女早期教育的家庭发展早期阶段,步入了子女的中后期教育特别是子女已经就业但尚未结婚的家庭发展新阶段。

四、县域工厂的“中年女工妈妈”母职实践

农村中年女工进入县域工厂之后,其母职实践具有何种形态?本文基于上述实地调研资料从以下四个方面详细呈现。

(一)挣钱第一:拼命加班与节俭消费的经济母职

当进入县域工业园工厂后,女工们的母职实践体现出高度的“挣钱第一”特征。她们尽量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日复一日地进行重复性劳动,通过“两班倒”满足工厂订单需求,并主动适应特定工作部门的劳动强度以获取更高的收入。此外,对收入不满成为女工们辞工转向其他工厂的主要原因。

首先,对女工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她们通过漫长的工作时间“熬收入”。笔者了解到,工厂规定的夏令工时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午餐加休息1小时;冬令工时则从早上8点到晚上5点半,午餐加休息仅0.5小时;因此不分冬夏,工作日的“正常上班”一般在9个小时左右。工厂为了提高效率,让女工分批次午餐,且吃饭休息的时间不计入工时。女工们为了挣到更高的工资,一般每天7点半来到工厂打卡签到,然后进入车间为8点开始的正式工作做准备(如准备工作器具、戴好手指套);持续工作一天后,还要按照值班表打扫无尘车间;她们也尽量不请假或旷工,遇到工作之外的事情一般都交给家里人解决;更重要的是,女工们普遍会选择“自愿加班”来增加收入。女工加班通常伴随着订单量大时车间主管的劝导,但更多的是出于自愿。她们一般用两个理由说服自己加班:一是“为厂里帮点忙,订单搞不过来了”;二是“多做点,就可以多为家里贴补一点了”。因此,在订单旺季,女工往往每天额外加班1-2小时,工作时长增加至10-11小时,一周工作7天,周工作时间多达70-80小时。由此造成了女工们冗长的工作时间,一位女工曾在做工时跟笔者抱怨说:“人家都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怎么可能?都是12小时工作制!”

其次,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订单需求,工厂对多数流水线设置了“两班倒”制度,其中的女工必须半个月倒班一次。由于颠倒作息对人的身体有一定损害,工厂提供的夜班工资比白班高出不少,许多女工在考虑自身状况后主动选择半个月白班、半个月夜班的流水线排班制度,以此谋求更高收入。笔者实习期间只做白班生产线,每次下班的时候都能在路上碰到骑着电动车来上班的中年夜班女工,她们穿着反光马甲、戴着安全头盔,在一众下班的电动车大军中“逆流而上”,工作一个通宵后,在隔天8点与白班的女工交接好工作再回家休息。这样一来,中年倒班女工无论是否住工厂宿舍,每个月都有半个月时间的夜晚在工厂的无尘车间度过。

再次,女工们必须承受长时间的重复性劳动和由此带来的各种影响。由于H厂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各类电子产品的屏幕显示器,生产原料多与玻璃相关,这就需要女工们围着玻璃劳作。以组装部为例,该部门流水线工作技术较为简单,但对视力、耐力要求较高,工作重复性强。其中的点胶流水线一般由4-5个女工配合工作:负责翻玻璃的女工先要拉着小拖车去COG部门的小窗拖新制造好的玻璃,然后在打胶线的工作台上将玻璃翻转至方便点胶的一面;负责点胶的2-3个女工在翻转好的玻璃上点胶,即沿着玻璃与芯片的缝隙点滴特殊胶水;等胶水干了以后再由另一位女工将玻璃一摞摞地放在托盘中,并标记好产品型号和生产数量。点胶线上的女工们据此程序重复工作,每天可生产数万套完成点胶的玻璃。而要达到这样的产量,她们必须争分夺秒以时间换产量,又必须忍受特殊胶水对人体呼吸系统的侵害。女工金姐曾在点胶的时候向笔者表示:“这都是有毒的!”即便如此,她和一起合作的女工仍持续不断地重复劳作。贴片部对女工的工作强度要求更高,流水线上的女工不仅要快速地操作机器贴片,还要承受机器的巨大噪音。COG部门技术难度较大、产品标准更高,女工们需穿上防静电的连体无尘服,并付出更多的专注力才能完成达标产量。

最后,尽管女工们经历了每天长时间的上班与加班、半个月一次的倒班以及重复枯燥的劳动,最终 获得的收入却并不算高。如图3所示,她们的月工资一般在2000-4000元。这导致该厂存在较为严重的员工流失问题。贴片部主管英姐曾对笔者说:“(离职)主要是工资问题,人往高处走嘛,别的厂工资高,肯定就会去工资高的厂里了。”可以看出,由于工资不高,中年女工在该厂无法最大限度地拓展经济母职,她们因而跳槽到工业园中其他同样辛苦甚至更为艰辛但工资更高的电子厂。

图3 受访中年女工的收入情况

中年女工如何分配自己辛苦换来的收入呢?我们发现,对于年龄偏低的几个中年女工而言,她们的子女尚处于教育早期,丈夫的收入也比较稳定,家庭暂时不需要大量的经济支出,其消费重心偏向自我,追求个性消费。女工小英属于比较潮流的人物,她将一头长发染成棕色,宿舍床头挂着各种颜色的时髦衣裳。访谈过程中,她和隔壁宿舍的老乡抱怨舍友的“朴素”。她说:“这个人(她的对铺)朴素得很嘞!我那天看到她擦脸的……她竟然用大宝!现在谁还用大宝嘞?还有隔壁那个,还不用护肤品,她说她要存钱。”她们的这种个性消费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追求自我、凸显个性的符号价值。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女工逐渐降低自我消费,其个性消费逐渐转向家庭的节点消费。我们发现,年龄偏大的中年女工不断压缩其个性消费,强调节省开支,倾向于购买具备实用性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便宜实惠是女工日常消费考虑的关键因素。女工况姐向我们展示了她10元钱买的裙子,并说:“我买衣服都买很便宜的,10多元钱一件……今年(即2023年)人家说卖棉袄搞特价,波司登才700多元钱。结果买了700多元的放在家里划不来,太贵了!买100元钱的还可以多买几件,还可以换来换去的,这一件都没得换。”女工周姐十分骄傲地向我们炫耀她在“抖音”上花1元钱买到的睡衣:“摸起来凉凉的,9毛9分钱,厉害吗?”她们较多选择在“拼多多”这样的购物App上购买生活必需品,除了物流快之外,“便宜好用”成为她们做此选择的主要原因。

还有很大一部分女工“逃避”和克制日常消费。女工小范告诉我们,她平时不喜欢逛街,觉得是在浪费钱,因为只要一出去就得消费,所以她一般不出门。她说:“不像别人说什么吃火锅,吃这吃那,我不吃。还有人说什么现在商场搞活动,我也不去。我从来不会想买什么漂亮衣服,反正现在有衣服穿就可以了,不会去比的。”女工金姐也表示:“(我的工资)都在卡里面,我不会动。真的一年到头的钱我都可以不动弹!”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虽然在个性消费上对自己极尽节俭,但如果子代有消费需求,她们一般都会优先并尽力满足。

随着家庭生命周期进入子代发展阶段,她们更趋向于为子代人生的重要节点——买房与结婚——消费。在完成对子代的教育供养后,由于子代买房与结婚的经济压力更大,她们不得不尽量“开源节流”,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实际上成为子代家庭的“买房预备役”人员。她们“以经济为中心”,将买房重任纳入母职实践,尽力满足子代购房需求。在谈到买房问题时,女工小陈与其丈夫表面上都坚持不买房,认为人一旦买房就“乞丐都不如”,所以他们在外务工时租房住,返乡后则住在自家的自建房内。然而面对子代的婚房需求,他们也明确说:“等他们需要的时候帮是肯定会帮,但是帮多少,这个都是未知,就是说肯定会帮的。”女工小范、宋姐也都对子代买房的需求表示“能帮则帮”。女工况姐的儿子在广州工作并且明确表示不会回江西发展,可她还是为儿子在县城付了首付买了房,如今每月2000多元的房贷全部由她一个人承担。她和笔者解释道,开货车的丈夫工资高但不如她稳定,儿子在外刚找到工作也没能力还贷,考虑再三还是自己供房贷最合适。她戏称自己是“月光族”,但这背后是“中年工厂妈妈”为子代家庭做出的巨大经济贡献和牺牲。

以上分析表明,中年女工担负经济母职的重任,她们不断适应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劳作环境,拼命加班倒班奋力工作,并将自己的经济收入与劳动所得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子代,以满足子代的消费、教育、买房等需求,却极力压缩自己的消费行为。为此,她们在收入无法达到自己的预期时,不得不另寻他厂以更好地扩展自己“挣钱第一”的经济母职。

(二)宽严相济:“进厂放养”和“出厂严管”的教育母职

中年女工对子代教育保持着较高的期望。她们认识到自身受教育水平不足,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对自己读书不成抱有遗憾。因此,她们希望子代能够获得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不要重蹈她们的覆辙,普遍希望子代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以女工小陈为例,她是贴片部的员工,丈夫是厂里的机电维修工,平时就租住在厂外的安置房内。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老家上高二,由爷爷奶奶照料,小儿子则带在身边,在附近小学上五年级。她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就想让孩子优秀一点。多学一点肯定是好的。”女工小周有个独生子,她在谈到教育时说:“肯定希望他(儿子)好,希望他读个好学校,要有能力读上去,自己以后也会觉得读书好是吧?为了以后好找工作,不像我们还要做员工。”可见,中年女工们非常重视子代的学习,抱持着学习好就更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份好工作才可能实现阶层跃升的朴素的社会流动观念。

工厂经济为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提供了经济支持,但长时间的工作、“两班制”的加班倒班体制以及“高工资”全靠加班的劳动制度,使女工难有充足的时间来对子代教育实施严格的时间管理和日常教育。于是,女工们对子代的教育既留足空间,又进行间歇性督促。

仍以女工小陈为例,她每天跟着厂里的时间制度一周七天、“朝八晚八”辛勤劳作,下班后还要处理部分家务,这使得她无法像“陪读妈妈”一样,投入过多的精力“密集看护”。在她进厂上班的时候,除了中午回家给孩子做午饭以及晚上下班回家休息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工厂里连轴转,很少能顾及孩子的学习,对子代的教育实行的是一种无奈放养的“策略”。身体的劳累加上自身较低的受教育程度,让她无法做到每天检查孩子作业的完成度。尽管如此,下班后只要有充足的时间,她就会尝试了解儿子的学习情况,抽查作业的完成度,严厉督促他学习,认为孩子“不能丢在家里一直不管,到时候成绩也会下降的”。对于孩子的学业,她有时候很乐观,说只有“看他自己开不开窍了”;有时候又很着急,认为“他天天一放假就想放松,什么都不想学,上学听不懂,放假了他有平板又有手机,我说你有什么不会的,就去网上查一查、学一学,他都是口头答应但是不做,我有时候真是干着急”,又不能不管。显然,进厂做工的女工摇摆于“进厂放养”和“出厂严管”的教育母职之间。

为了弥补教育母职的不足,女工们通常使用经济支持来弥补管教亏欠,必要时还会临时请家教对子女开展辅助教育。前述女工小陈便借助自身的工厂社会网络找到我们的调查者,希望大学生能为她的大儿子提供课外补习,以便增强孩子学习的自觉性和提高课业成绩。尽管她的大儿子百般不情愿,但碍于母亲的严管和震慑,还是乖乖接受了所有的安排。

总之,囿于工厂制度的劳作约束和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中年女工对子代的教育态度及实践呈现出一种“宽严相济”的摇摆特点:进厂时鞭长莫及无奈放养,出厂时则竭尽全力严加管教。

(三)补充劳动:照护与家务母职的边缘化

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下,农村女性承担了养育子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照护和家务劳动。中年女工进厂前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和子女照料劳动并兼顾田间劳作,丈夫多外出打工挣钱维持家计,即便在家也不太参与家务劳动。女工进厂后大幅减少了家务劳动,家务被转移到其他家人甚至丈夫身上。

中年女工根据进厂后的住宿形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每天往返工厂和家中的住家女工。这类女工白天在工厂劳作,晚上8-9点才能返回家中,或者晚上进厂通宵做工,第二天早上8-9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她们居家的时间大幅减少,客观上也大幅减少了家务负担。村庄中的性别角色观念开始慢慢松动,女工的丈夫也逐渐参与到家务劳动中来。女工小范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外打工,小儿子则在附近上学,家里的事情一般都是公婆帮衬。她称自己下班回家比丈夫晚,所以都是丈夫做好晚饭等她回来,她认为自己家的家务分工是“谁有空就谁做”。女工小周的丈夫在外地打工,儿子在外上大学,为了方便工作,她在离工厂步行五分钟的地方租了房子。她平时就在家里简单地吃过早餐后走路去上班,中餐和晚餐都在食堂解决,可以免于做饭。她表示平常自己打扫一下房屋也很轻松,偶尔回农村看望公婆和父母,给他们打扫一下卫生。女工宋姐的丈夫也在外地打工,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而家中的老人已经过世无需照顾,她说“自己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家务要干”。她几乎每隔一个礼拜才打扫一下房间,每天回去就是理理菜园子,并没有太多的家庭事务。

二是选择住在厂内宿舍的住厂女工。这类女工大多只在淡季的周末休假一天时才能回家,其余时间几乎被“绑”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虽然部分女工表示自己的丈夫还是不做任何家务,但每周甚至几周才回家一次也大大减少了她们的家务劳动时间。女工况姐住在工厂宿舍,周日休息时才回家一趟,她说:“(我老公)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只要他把他自己搞好就可以了。家里也没有太多的家务和卫生要做……他在家里就是一个‘老爷’。哪有受不受得了的,这么大的年纪,我们在家里都习以为常了。”女工邹姐的大女儿在县城工作,小儿子则在寄宿初中就读,家里的事情有公婆收拾,不需要她操心,因此她只需要在有空的周日回家料理一些家庭事务。

对比上述两类不同居住形态的中年女工进厂前后需进行的家庭事务与照料劳动,不难发现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住家女工需要照护的家庭成员很少,因而无需处理太多家庭杂务;二是住厂女工由于工厂劳作的捆绑,直接或间接地将一些家务转嫁给其他家庭成员。其结果是,她们的家务和照护劳动时间大幅减少,劳动频率也在降低,而且整个家庭默许了她们在此阶段以进厂劳动为主,家务劳动不断被边缘化为补充劳动。

(四)重心转移与性别差异:从进厂做工到隔代抚育的母职转变

通过对女工的家庭史、工作流动史的追踪调查,我们发现中年女工的母职重心经历了多次转换。其中,“进厂前”“进厂后”和“出厂后”是三个最为重要的母职转换时点,当前的进厂劳作阶段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进厂前,被访女工多为当地农民、返乡女工或家庭主妇,她们结婚后便将母职重心放在生养子女和日常家务之上。她们在农闲时全权负责家中的洗衣、做饭、打扫等家务劳动,全身心照顾子代成长以及丈夫、老人的生活。进厂后,县域工厂劳作使她们能够将母职重心转向子代的物质需求,从而扩展母职实践的经济内容。为了更好地呈现进厂后的母职重心转移过程,我们以“子代成长”为家庭发展轴线,将此时段细分为两个阶段:子代成长期和子代成熟期。

在子代成长期,中年女工一般较为年轻,集中在30-45岁,子代脱离了母亲密集抚育的幼儿时期并成长到青少年时期,此时母职实践的重心也从生养逐渐过渡到教养。进厂做工让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她们因经济收入的增加变得自信开放。这不仅改善了她们在家庭性别分工中从事无酬家务劳动的困境,而且使其消费呈现出“个体性”与“子代教养”交错并行且个体性占主导的特点。小英说“回家还是得给孩子买点零食啊、书籍这些”,但她更倾向于用自己的工资去买新裙子、新凉鞋,做头发,做美甲,并对自己的工资表现出一种较为随意的态度:“想花就花啊,反正就这几个钱!”

随着子女的成长和教育问题的凸显,让子代接受优质教育并通过高考实现阶层跃迁成为中年女工心中改变当下生活困境的最优渠道。她们于是将更多收入投入还在上学的子代的教育中,希望他们将来能通过更高的学历找到更好的工作,过上幸福生活。女工小周的儿子在中部某一本大学上学,为了满足儿子的教育需求(如配置电脑、平板等),她有意克制自我的消费欲求,降低在周末与工友逛街、游玩的频次。

当子代进入成熟期,中年女工的年龄也到了45岁以上,恰好处于子代已经成年、开始工作并迫切需要考虑结婚成家的阶段。此时,她们的母职实践重心从子代教养逐渐转变到帮助子代实现家庭化转型。女工况姐独自贷款数十万元给儿子在县城买房,“自主选择”成为“月光族”;女工金姐和丈夫攒钱给在宁波工作的儿子付了十多万元的彩礼……正是在这一时期,女工母职实践的经济面相最为凸显,中年母亲为了子代的结婚成家,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努力,并牺牲自我消费与个性追求。

当子代完成家庭化转型并打算生育或已经养育孩子之后,中年女工便进入了抚育孙辈时期,再度面临母职重心向家庭照料回归的彻底转移。以女工金姐为例,2023年她48岁,是在H厂工作长达7年的老员工,家就在H厂附近的村庄,丈夫在县城某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她只有一个儿子,目前在浙江工作。问及她进厂劳作的原因,她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挣钱就是为了儿子,积攒的钱从没有乱花,都是存在银行里,2023年和老伴为儿子结婚付了十多万元的彩礼。面对儿媳已经怀孕即将需要照顾的情况,尽管车间主管多次承诺可以给她放3个月的假,但她仍在犹豫是否继续留在工厂工作。2024年初,笔者再次回访H厂时,发现她已经退厂辞工,前往浙江帮儿子和儿媳抚养孙辈。女工小周告诉笔者,金姐在浙江照顾儿子家庭的过程中很不适应,但她仍然选择坚持下去,生怕给儿子家庭添麻烦。金姐的打工与流动经历作为典型案例,清晰地描摹出女工的母职重心经历了从生养到教养、再到为了儿子结婚成家辛苦劳作和节俭消费、最后到抚养孙辈离厂归家的完整转移过程。

不过,这一重心转移具有鲜明的性别化特点,女工对儿子和女儿的教育和家庭化转型需求作出差异化回应。我们看到,中年女工在子女养育和教育方面对儿子期望高、投入多,对女儿则无过多的教育期待,并规训其从小培养有利于夫家的“贤惠”惯习。当一个家庭中儿女双方都面临学业成就不高的困境时,女工们一方面会尽其所能利用家教等方式帮助儿子提高成绩,并且不惜花费让儿子读民办高中或民办大学以获得更高学历,另一方面却隐匿地引导女儿早早退学回家、外出打工或结婚生子。在家庭化转型过程中,女儿更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角色。中年女工不仅很少会为女儿的婚房出力,一般也不会因为女儿的幼年子女的抚育需求而离职。对她们来说,女儿带来的更多是情感价值和彩礼收益,而儿子却必须以母职付出和重心转移的方式进行回应。

总结来说,县域工业园劳动密集型内迁工厂的中年女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她们通过长时间、密集化、重复性的工厂劳作大幅扩展了母职的经济内容,同时却从个体消费转向了个人节俭和家庭节点消费;她们抱持通过教育促进子女向上流动的教育观念,却发展出“进厂放养”和“出厂严管”的“宽严相济”的摇摆式教育模式;她们大幅度地减少了照料劳动并边缘化了家务劳动,甚至部分改变了夫妻间的性别劳动分工;她们的母职重心经历了从开启经济面相和增加个人消费到强化“赚钱第一”和削减个人消费的阶段性转移,以及进一步向放弃工厂工作、转向隔代抚育的照料回归的母职转换;她们的母职实践和母职重心转移过程还表现出“儿女有别”的性别差异,最终实现的是父系家庭的延续和发展。

五、家庭发展、工厂体制与“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的建构

如何解释上述“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的出现和成型?本文认为,“中年工厂妈妈”的母职建构源于家庭发展和工厂体制的共同形塑。

(一)家庭发展需求的变化与经济母职的兴起

中年女工的生命历程是围绕着家庭发展的周期节点运作的,家庭本位和子女优先的观念贯穿了家庭发展的整个过程。家庭本位以家为生活共同体,强调亲子之间的“一体关系”,讲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家庭整体利 益[61][62]。中 年女工正是基于家本位的行动伦理,按照家庭不同发展阶段的责任重点,形成对应重心的母职实践。但在县域房地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的背景下,家庭发展的子女教育和家庭化转型的经济要求不断提高,从而凸显了母职的经济面相。

我们看到,当子代从幼孩抚育、早期教育阶段过渡到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阶段时,中年女工便将母职重心从早期抚育和照料,转向了对子代的教育期待和经济支出。一方面,她们基于自身做工人和做母亲所积累的人生经验与情感期待,希望已经略微懂事的子女能够“多读书,勿做工”,体现出底层父母托举子代向上流动的强烈情感动力与家庭责任。这份情感动力和教育期待正是源于女工们自身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留守务农和流动务工的苦累经历。她们因而普遍希望子代不要重蹈父辈覆辙,不再进入辛苦且不稳定的工农领域就业。另一方面,女工们所在的县域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在房地产推动的城镇化过程中的重新配置,也助推了家庭的教育期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压力。G县一直有“崇文重教”的历史传统,目前拥有4所省重点中学,每年高考本科上线人数位居全省各县前列。在近年来房地产业发展和购房进城的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优质的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女工们在重视教育的同时,其教育投资也日益水涨船高。她们相信子女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能过上更轻松、更舒适的城市白领生活,抱持这个信念奋力托举子代教育。然而,在教育体系自义务教育延展至高中教育乃至其后的高等教育过程中,子女的教育重心普遍向县级及以上城市转移,无疑需要较大的经济投入。如果加上补习班、生活费等开支,则该家庭发展阶段的经济压力显著增加。

因此,在上述家庭发展阶段,中年女工照料和抚育子女的责任有所减轻,对子代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期待愈发明确和强化,而子代日益高涨的教育、生活等花费也让家庭的经济压力不断增大。这一发展阶段的家庭责任和任务,一方面促使中年女工加强对子女教育的“严管”,甚至推动她们不断地为子女报各种课外辅导班,以期提升子女的学业成绩;另一方面则部分减轻了女工们的子女照料负担,并促使她们转向更充分的劳动参与,通过拓宽母职的经济之维,为子代的教育和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

随着上述家庭发展阶段继续向前演进,子代逐渐完成学校教育并开启工作生涯,随后陆续进入婚育期,家庭责任和任务也转向了为子代顺利实现家庭化转型做准备,这促使中年女工将时间精力更加集中于累积经济资源,以便更充分地满足子代在完成家庭化转型过程中所需的经济支撑。如果说在子女的中后期教育阶段,中年女工的教育“严管”和经济付出体现的仅是“辅助”任务,那么在子女的家庭化转型阶段,为儿子买房、买车以及准备彩礼等婚姻资本,以此提升儿子在日益失衡的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便是G县农村和农民工父母的主要责任。

我们了解到,G县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近年来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房地产业也大规模扩张。统计数据显示,近十余年来,该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迅猛,从2010年的48100万元激增到2021年的475777万元;商品房施工面积从74.91万平方米增长到322.26万平方米,销售面积也从41.59万平方米增长到97.4万平方米,农民工家庭进城购房成为显著趋势。在此背景下,县域城区商品房均价也从2013年的每平方米约3000元攀升至2022年的每平方米近8000元。

对于中年女工所在的购买力有限的农民工家庭而言,当前G县的房价构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加上一部分中年女工的儿子读大学后进入大城市就业,父母一般需要为子代购房提供首付,因而面临着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由于G县地处江西中部,盛行彩礼文化,近年来彩礼平均金额已攀升至20万元。除此之外,该地农村父母还要为儿子结婚买车、准备“三金”和举办酒席,这些额外支出成为叠加在购房和彩礼之上的经济负担。访谈发现,女工们早在子女受教育的中后期阶段,便已在为子代的家庭化转型做经济准备;等到子女开始工作并到了考虑婚姻的年龄之后,她们则竭尽全力进行经济积累;若是子代进入大龄却处在未婚状态,女工们则背负着极为沉重的子代家庭化压力以及子代难以实现家庭化的焦虑和恐慌。

因此,中年女工为完成子代的家庭化转型任务,就必须全力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赶在子代婚姻之前奠定经济基础和做好物质准备。这一家庭责任及其经济需求在县域房地产业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还会被放大,将中年女工推向高强度劳作和相对较高报酬的经济母职实践之中。在此过程中,女工的消费行为亦发生显著转变,由早年的个体消费倾向转向以家庭为中心的节点消费,极力压缩个人消费空间,以便最大化满足家庭整体的经济需求和长远规划。

(二)订单生产体制与“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的形成

面对上述家庭发展阶段的沉重经济压力,人到中年的女工们再次面临外出打工与留乡照料的两难抉择。事实上,的确有一部分中年女工选择离土离乡再次外出务工。不过,近年来县域工业园劳动密集型工厂的迁入,作为收入较高的新的本地就业机会,契合了中年女工从家庭照料向家庭生计任务的重心转移需求,部分缓和了家庭照料与家庭经济压力之间的两难,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中年工厂妈妈”的母职实践形式。

首先,H厂延续了沿海总部原有的订单生产和劳动体制。H厂作为从沿海内迁而来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围绕沿海市场订单需求进行规模化和从属性生产,形成了一种沿海与内地之间“前店后厂”的订单生产体制。该体制源于沿海总部,在迁入G县工业园后仅进行了表面上“入乡随俗”的调整,实质上仍是围绕沿海市场的订单波动和总部设定的产品标准而展开的流水线生产的劳动体制。这一订单生产体制通过生产过程、时间管理、住宿安排、薪资制度等多个方面得到具体落实。

其次,中年女工进厂之后,上述订单生产体制随即对其进行较为刚性的劳动管理。在生产制度上,H厂将一个产品分解为不同的生产流程,并将这些流程分配到对应的生产车间,每个车间分解出若干生产线,每条生产线拆解为不同工位上的细小生产环节。管理者将中年女工分配到流水线上的某一细小生产环节的工位上,令其从事固定、重复、机械的生产劳动。固定工位的生产劳动简化了生产复杂性,不仅提高了女工的生产效率,还可以准确地对次品进行追责,从而保证了产品的生产质量,笔者参与固定工位的生产劳动时,发现女工们必须严格遵守车间的“8S”劳动标准,严禁一切休息娱乐行为,并时刻接受主管的监督。每天下班之前,女工需记录自己的产量,主管第二天核对前一天产品,并对发现的次品、生产进度等问题进行管理和整顿。

在时间制度上,前文已述及,H厂的工时安排一般从早上8∶00到晚上7∶30;女工们实际上来得更早,每周一早上7∶45到车间开会,听取主管强调女工上下班的安全意识、总结生产情况、鼓舞大家继续努力投入生产等;8点准时开线后,便开始一天漫长的9小时“正常工作”,中间仅有0.5-1小时的午餐和休息时间;之后是每天长达2.5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加班,然后离厂回家;而且每周、每月都如此,甚至每隔半个月还要进行一次白班和夜班的倒班。该厂对女工的非生产举动(小到上厕所、接打电话,大到请假)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笔者看到,一个车间只有3个上厕所的牌子,女工必须瞅准时机才能拿到牌子顺利上厕所。

在住宿制度上,H厂对入住工厂宿舍的女工进行严格管理。该厂宿舍是一座三层小楼,第一层被划为食堂,第二、三层为住厂女工的宿舍。女工们多因离家较远而住厂,她们需先向主管报备,主管通知行政部安排登记,审批通过后才可入住。住宿不收费用,水电费每月超过20元的部分需女工自行缴纳。宿舍一般为多人寝室,由入住女工轮值打扫,每天会有后勤经理监管和检查。宿舍为住厂女工提供了便利,也让她们居住在离生产线最近的位置,有利于她们加班、倒班。事实上,我们发现,住在工厂宿舍的女工往往加班最多、请假最少、工资最高。

在薪资制度上,女工们的薪资由基本工资、加班费和少数奖金构成。基本工资由“正常上班”的9小时决定,加班费仅包括每天“正常上班”之后通过加班(周末和节假日不算加班)获得的加班工资,奖金则包括绩效奖、全勤奖、年终奖等。此外,H厂为了鼓励女工参与倒班流水线生产,设置了更高的夜班工资;为了将女工留在厂内长期劳动,规定工作满5年后,每做满1年,月工资相应上涨50元;同时还按照该县私企职工标准为此类女工缴纳一半社保。由此可见,该厂女工的薪资与长时间的劳动投入密切相关。

H厂的上述订单生产体制极大地影响了中年女工母职实践的形式。一方面,女工们通过“工资靠加班”的薪资制度显现出不断提升的挣钱能力、不断扩展母职的经济面相:年龄稍小的中年女工偏好将部分收入用于“彰显个性”的服装、美容等消费;年龄偏大的中年女工由于面临子女教育和家庭化转型的沉重经济负担,倾向于节约个人消费和转向家庭节点消费,最大限度地扩展其经济母职。当女工况姐被问到为什么要独自还房贷时,她骄傲地说:“我男人是跑大车的,虽然赚的比我多一点,但是没我稳定,所以我比他更合适!”但不能忽视的是,薪资制度与工厂的接单淡旺季以及女工自身的加班时长挂钩,这使得女工的“实际收入”并不固定。当工厂处于订单旺季时,由于加班工资更高,女工们抢着在“下班之后”继续加班,通过“争分夺秒”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生产和时间制度给予女工拼命赚钱机会的同时,也客观上挤压了她们的厂外时间与精力。这也意味着,母职“经济优先”的前提是女工们必须付出大量的厂内劳动时间,由此加剧了母职的“照护退后”。订单生产体制以市场订单和产品质量需求为先,在给予女工们加班、倒班挣取经济收入和扩展母职经济面相的同时,也削减了女工的厂外时间,限制了她们在子女教育、家庭照料和家务劳动方面的投入。她们通常无暇顾及子代教育,仅能从事补充性的家务劳动,特别是在叠加了住宿制度或订单旺季的影响下,女工们母职的“照护退后”趋势被进一步强化。工龄两年的女工邹姐,因家屋离工厂较远,每天住在工厂宿舍。她家中的田地都已流转,大女儿已经成年并参加工作,小儿子在老家读书,丈夫在外地务工。她说:“家里也没什么事了,每周只会回家一次,照顾老人或做一些家务。”由此可见,订单生产体制在扩展中年女工经济母职的同时,也造成了其劳动时间被工厂过度吸附,她们对仍在接受教育的子女只能“进厂放养”,并且不断地从家务劳动中抽身,最终造成了照料母职的边缘化。

此外,订单生产体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也拓展了女工们的人际关系。中年女工们走出村庄,在工厂中结识了许多来自不同村庄、有着不同文化水平和家庭背景的工友,因为共同劳动以及劳动之余的子女、家庭等话题形成了新的关系网络。这种姐妹关系网络进一步强化了“中年工厂妈妈”的母职实践模式:她们以经济母职为绝对主位,通过共同的加班倒班为子女教育和家庭化转型做经济准备;彼此之间交流对子代教育的想法和做法,在“厂外严管”和“进厂放养”这两种管教模式间摇摆;下班后利用有限的时间从事补充性劳动,而将绝大多数家务和照料劳动边缘化。

(三)家庭性别权力与母职实践的性别差异及重心转移

然而,“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具有“儿女有别”的特征,她们进厂加班挣钱和节制个体消费主要是为了父系家庭的延续和发展,却很少考虑女儿的家庭化转型及发展需求。我们发现,根源于乡土社会农民工家庭的父权式性别权力塑造了中年女工的一系列性别差异化的母职策略,形成了“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的性别差异,最终促使其放弃工厂工作并转向对父系孙辈的隔代抚育。

长期以来,G县农村家庭深受浓厚的男性偏好、“儿女有别”的父权式性别文化影响。这套文化在生育方面表现为男孩偏好:农户家庭一般至少生育一个儿子,而可以不生育女儿;如果第一胎是女儿,对第二胎是男孩的期待将会更为强烈。在养育和子女教育方面表现为对儿子期望高、投入多、“盼子成龙”,而并不要求女儿“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只需其“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即可。在儿女长大成人之后的结婚成家等家庭化转型方面则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性别差异,父母竭力帮助甚至完全负责儿子的买新房、找对象和办婚礼等家庭化转型事项,将整个家庭的资源尽数倾斜给儿子,甚至要求女儿一同为儿子的家庭化转型重任做出贡献,却极少在女儿的婚事上操心,甚至可以通过女儿的出嫁收到一笔不菲的彩礼。在儿女家庭出现幼孩抚育需求时,父权式性别权力更是将父母一代对孙辈的隔代照料限定在父系村庄之中,鲜有农村父母为女儿跨村提供隔代抚育。因此,在G县农村,儿子被视为“建设银行”,需要为之努力工作和积累财富;女儿则被视为“招商银行”,可以依靠其婚姻、孝顺等方式获取经济与情感上的回馈和支持。

上述乡土社会中长期以来积淀的父权式性别权力,很大程度上延续到农民工家庭和中年工厂女工身上。尽管中年女工通过参与订单制工厂加班倒班,极大地扩展了经济母职,但她们并未改变对子女一代的父权式养育观念。这首先体现在生育方面,从表1可见,我们追踪调查的11位中年女工之中,除了一名较为年轻的女工只生育了1个女儿而(暂时)成为独女户之外,其余家庭都至少有1个儿子,多达7个家庭只有儿子没有女儿。其次体现在儿女的抚养和教育方面,中年女工在儿子的早期抚养方面投入更多,并且在儿子的教育方面花费相对较多,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男孩更重要”的亲职投入。特别是在子女步入成年并面临家庭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中年女工不仅仍抱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婚姻观念,而且在她们心目中,只有儿子的成家立业需要操心甚至大包大揽,女儿则可以顺其自然、不用过多过问。

农民工家庭中延续而来的父权式性别权力及其观念,进一步塑造了中年女工母职实践的性别差异。我们发现,中年女工进厂拼命加班挣钱和节制个体消费,最重要的目的是给儿子攒钱买房、准备彩礼以及应付其他婚姻花费。在已购房的女工群体中,她们均是为儿子购房,而非为女儿购房。那些仍未购房的女工,也毫无例外是在攒钱给儿子将来买房。以女工周姐为例,2023年她51岁,丈夫在外务工,大女儿早早嫁人结婚生子,小儿子二十多岁,在外打拼尚未成家,家中早已空无一人,因此她选择住在工厂宿舍,只在周末偶尔回家。她告诉我们,自己对儿子的婚姻大事很发愁:“他这样挑那样挑,还不知道要挑到什么时候。今年(即2023年)我老公的妹妹不是给他介绍一个老师,他说人家矮了,还不同意……说胖的太胖了,瘦的太瘦了,矮的太矮了,烦死我了。我到现在不管他了,太烦人了!”尽管她口头上说儿子“烦人”“不管”,但她仍住在工厂宿舍,坚持加班倒班,就是为儿子积蓄经济资本。她对儿子挑三拣四头疼不已,害怕他在婚姻市场上一拖再拖沦为“光棍汉”。她也表示大女儿不如儿子“要得那么多”,到时候大女儿肯定得对儿子结婚成家“帮衬一下”,却丝毫未提及女儿的家庭发展需求。因此,我们看到,当中年女工家庭从早期的子女抚育和教育向随后的子女后期教育和家庭化转型阶段过渡时,她们主要是由于父系家庭的延续和发展要求而进厂拼命挣钱、节俭消费。在这一过程中,中年女工实质上是儿子的“买房预备役”人员,女儿的家庭化需求不仅在不经意间被边缘化,其经济积累还可能成为儿子未来购房等重大支出的“隐形储备”。

随着子代顺利实现家庭化转型,农民工家庭的父权式性别权力进而塑造了中年女工母职实践的过渡性质,即一旦父系家庭出现幼孩抚育需求,她们就不得不放弃工厂工作,转向隔代抚育。在访谈中,不仅是那些儿子尚未成家的中年女工持前述观念,那些儿子已结婚但尚未生育的女工也早已做好准备,一旦儿媳妇怀孕或孙子女需要照顾,她们将毫不犹豫地辞掉工作回归家庭。这也表明,“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不仅具有高度的父系家庭偏向和性别化差异,而且具有短暂的过渡性质:父系家庭新发展阶段——儿子家庭的幼孩抚育时期——的新需求将再次塑造女工的母职实践,导致女工母职实践的重心再度转移。

六、结论与讨论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推行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地转移,内地县域以其相对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成为沿海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县域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举措吸引产业内迁,大批劳动密集型工厂进入县域工业园。这些工厂广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厂就业,女性农民工尤其是中年女工成为其劳动主力。与此同时,近十余年来,内地县域政府大力推动以房地产业为支柱的县域城镇化,并将优质教育资源与之捆绑,带动了农民工家庭进城购房、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等城镇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县域产业发展如何影响本地女工尤其是进入劳动密集型内迁工厂劳作的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成为亟须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对母职实践的研究聚焦城市中产阶层女性、外出务工的流动女性农民工、返乡留守或陪读的青年女工等群体,相对忽视了农村中年女工,特别是忽视了县域房地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内迁产业发展对该群体母职实践的深刻影响。

本文聚焦农村中年女工,在县域产业发展的背景下考察30-55岁农村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形态,并揭示其背后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中年女工以子代家庭延续为人生任务,通过参与劳动密集型内迁工厂劳作,形成了“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通过进厂做工拼命加班和节制消费,持续为子代教育、结婚成家等家庭化转型积攒经济资本,大幅扩展了母职实践的经济面相;利用有限的厂外时间参与子女教育,形成在“进厂放养”和“出厂严管”之间摇摆的“宽严相济”的管教模式;同时不断调整家庭性别劳动分工,逐渐边缘化家务和照料劳动;在儿子家庭出现养育需求时放弃工厂工作转向隔代照料。不仅如此,“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既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化差异,形成了“儿女有别”的父系家庭母职偏向,又具有突出的过渡性特点,随着家庭发展需求的变化而转移母职重心。

本文提出,“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根源于县域产业发展背景下农民工家庭发展需求的变化和劳动密集型内迁工厂的订单生产体制的共同形塑:当农民工家庭从幼孩养育向子女教育和结婚成家阶段过渡时,子代的成长和教育机构的托管使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逐步从照护劳动向经济劳动转变;县域房地产业推动的城镇化进程推高了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结婚成家等家庭再生产成本,加重了农民工家庭发展的经济压力,加快了家庭从照料到经济发展需求的转变;此时,内迁工厂不仅契合了中年女工迫切的经济需求,极大地扩展了母职的经济面相,其长时间加班的订单劳动体制也吸附了女工的自由支配时间,令其不得不选择“进厂放养”和“出厂严管”仍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子女,以及不断边缘化家务劳动。而在农民工家庭父权式性别权力结构的影响下,女工基于“男性为主,儿女有别”的性别实践逻辑,对儿女的教育和家庭化转型需求进行性别化回应,从而在儿子家庭出现照料需求时放弃工厂工作回归隔代照料,造成“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呈现性别化和过渡性特点。

由此我们看到,女工的母职实践重心随家庭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变化,历经生育和子代养育、子代教育和家庭化转型以及抚养孙辈需求的转移过程,最终实现“由照护母职到经济母职、再到照护劳动”的闭环。在此过程中,县域房地产业推动的城镇化推高了农民工家庭子女教育、结婚成家等成本,加重了家庭再生产负担,强化了家庭发展的经济需求,甚至使家庭重心提前转变。县域工厂经济作为一个新的机会结构,契合了农民工家庭承担经济压力和女工母职重心从照料向经济转移的需求,在生产劳作、消费方式、教育教养、家务劳动等方面形塑了“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方式。事实上,中年女工从照料家庭和抚育孩子转向进厂做工和成为“买房妈妈”,再转到退出工厂和抚育孙辈,她们一生的努力与付出都是为了父系家庭能够在新的城乡结构条件下实现延续和发展。

与局限于对城市中产青年女性、外出务工流动女性以及返乡留守“兼业”女性的某个单一母职阶段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和多次回访的经验材料,揭示了中年女工母职重心转移的过程及其背后的行动机制,强调了女工母职实践的阶段性变化和过渡性特点,突出了县域产业发展背景下家庭发展需求的变化对女性母职实践的影响,深化了现有研究对于底层流动女工特别是对农村中年女工母职实践的理解。与此同时,本文特别强调,正是县域产业发展尤其是工业园中劳动密集型工厂的迁入,才使得为了子女教育和家庭化转型而积累经济资本的中年女工能够建构“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基于此,本文认为,结合家庭发展需求的转变和吸纳女工就业的产业形态,可以推进对底层女工的母职研究。

此外,本文还指向两个亟待后续探讨的研究议题。一是考察农村女工的母职实践如何促进县域工厂经济发展。我们看到,农村中年女工的母职实践直接促进了县域工厂经济的勃兴,让内迁资本通过更“温顺好管”的劳动力来获取利润。因此,我们需要探讨县域工厂是如何有意识地利用“中年工厂妈妈”母职实践逻辑来实现工人管理和获取利润的。二是深究农村中年女工在县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县域工厂经济发展带来的不仅是农民工的本地就业,其所吸纳的女工通过本地化的艰苦劳作,在托举子代家庭化转型的过程中,也间接推动着一座座楼盘的销售,促进了本地房地产业的发展。但该过程如何在中年女工的参与下展开,也需要未来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5期

《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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