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阿里干外包的177天（下）

这是全文的下篇。为保证更完整的阅读感受，我比较建议您先看完上篇，它也发布在这个公众号里。若您不大方便，我也可以同您简单介绍全文的结构，方便您更好把握整篇脉络：

把视线从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关系，投射到主体自身，外包员工向内关照自我时，也产生了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将以自己和本团队其他外包员工为核心样本，来解剖样本对于外包身份、权力、价值的定位与内里。

在劳动合同层面，阿里员工群体，仅仅指代阿里正式员工。但实际场景中，样本里的外包员工并未时刻按法律意义的分割线，精准划分自己和阿里群体的位置。外包员工存在对自身工作身份的矛盾认知，概括而言为：

自我区分是指，外包员工在某些时刻会言语明确地确认自己的“外包”身份。比如有次人事找了些员工挨个面谈晋升相关内容（后确证与晋升无关），上文提及那位外包PM在我耳边嘟囔道，“有什么好谈的，谈来谈去不就是个‘臭外包’吗？”

自我趋向是指，外包员工在某些言行中，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导着阿里的群体规范、价值，甚至会在言语中不自觉将自己归类为阿里成员。

同样拿上文讲到的外包PM，他深谙阿里的许多职场通则：发邮箱要抄送给收件人主管一份，“出事”好分摊火力；遇到人先去阿里郎查查司龄和上头有几层主管，促进说话心中“有数”；一个项目KO会(Kick off)要尽可能地拉高层级员工进来，“铺得大，相关资源才多”……此外他对阿里黑话和内部梗也灵活运用。

可见，尽管在法律层面，他和阿里有清晰的界限，尽管正式员工群体可能对他并未完全接纳，尽管他自己有意识认知自己是外包，然而，潜移默化的群体价值，正如一片悄然而至的巨大云影，将他投射在大地上的人形轮廓，逐渐遮蔽归并。这样的情况，在他以外的其他外包同事中，我也数次目睹。

还有次，另一个曾在小公司工作的外包同事，谈及之前公司如何如何时，PM半开玩笑说到，“别再说你之前那个小地方了，我觉得很土。”

拒绝对方提及之前的“小地方”、说它“土”，隐含了来阿里“入乡随俗”的劝告和对阿里的认可，更进一步，其实是希望对方能和他一样，遵从阿里“不土”的职场规则工作，而这恰恰是他对阿里群体价值的附和与趋向。他在这个语境中，将自己和小公司群体作区别，转而趋近阿里群体，在无意识中形成了一次自我归类。

工作中的权力，指决定、支配工作生产资源的能力。似乎无需多想，由于外包员工被正式员工“直管”的隶属关系，后者权力势必大于前者。但在实际工作中，权力的样态也并非是时刻明晰的。需承认，权力如同水流最终都收束到正式员工手中，但此前依然经历了短瞬多样的流变。

前文提到我们团队的业务很杂，其中，正式员工主要工作是商务拓展与洽谈，而实际业务落地，比如方案策划、直播场控、设备操作、后期制作、设计研发，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外包员工负责。

因而，外包员工的人力劳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在正式员工与外部交易的商品当中。但人毕竟主观能动，一旦其跳脱出正式员工安排的“商品秩序”，正式员工的业绩考核将受影响。所以，正式员工会将“下放部分权力”作为维系外包员工稳定性的手段之一。

比如，我团队的正式员工们，会施行许多“一视同仁”的举措，赋予看似和正式员工相同的权力。如本应专属正式员工的周会，leader会叫几个外包员工参加，后者也需要在周会上准备汇报、提出建议；又如一次大型项目结束后，本应由leader一人参加的部门复盘会（部门大于团队概念），她会让在该项目中出力很多的某外包员工随同，让他在会上代替自己、代表团队发言。

再比如，我们团队有两个外包开发小哥，承接团队内部的开发需求。而我们团队又和另一团队B有业务合作。有一次，B向我们团队leader借用开发资源，leader表示要让开发小哥决定时间排期。这一举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外包员工工作选择权，即若时间精力不够，可延后甚至拒绝B团队的借用请求。

上文中，外包员工参加了周会，但发言甚少。一方面是外包员工自己常有“管我什么事”和“说了也不会听”的心理，另一方面，外包员工的发言机会本身就不多。比如轮流工作汇报时，外包员工排在最后，而好几次因为时间紧张，这些发言只能一笔带过。

而外包开发小哥拥有的选择权也相当脆弱，因为他们工作任务的源流，就在leader。所谓的“让开发小哥定时间排期”，已经暗含了“我们同意你们的借用请求，并安排在他们完成团队自己任务后”的意味，本质上丝毫没有选择余地。当时，小哥们的确都表达了时间吃紧，但一个我们与B团队相关人员的钉钉小群依然建了起来。

比如习惯喊主管或leader为“老板”，而这位主管头上还有层层领导，因此经常出现“老板的老板的老板”这类盖宝塔般的称谓。但拥有14万正式和19万外包的阿里，管了点人的员工实在太多，所以我猜，阿里怪不得是全中国企业的模范，毕竟这里是最盛产“老板”的地方。

前文提到，我们团队的外包员工平均能力并不高，但毕竟职位有姓名，因而会经常顶着某个正经名衔，干不那么匹配的工作。我，是典型代表。

我的头衔是PD(product designer)，或称“产品设计”“产品经理”，但其实我对这个称谓非常抵触，因为知道自己并不拥有够格的能力和权力。才毕业一年，大学学传媒，只有俩月产品实习经验，却要在团队里几乎独立地负责两个从零到一的产品。

PD本应在产品的业务梳理、产品功能、页面设计、技术实现和后续运营等每一环融汇游走，甚至还需对产研排期和未来发展进行把控。但是，面对经验能力和话语权远高我之上的业务、设计、研发、运营等正式员工，我不得不变成一个“原型仔”和“传声筒”。

吊诡的是，当工作完满度不高时，上级的责怪是从虚名头衔的职责出发，而非我的实际职务空间。前文和我同期入职后被开的女孩，也曾面临我的情形。做得不好怪实施者，但却不愿承认实施者本身也是“牵线木偶”。

我和那女孩面试的三轮，分别是人事和两个毫无产品经验的外包同事，后者同被面者进行“你家在哪”“我高中同学在你们大学当老师”之类的交流后，就认为“看了简历也没什么好问的，可以尽快入职”。

名衔本身代表着一种权力，而当名衔不过是一具空壳，权力也从未存在。可他们热衷维系桌上盈盈笑脸，不去看到桌下连连绊脚。

轻松地找个新的，轻松地甩掉再换新……两年间换5个PD何足挂齿？反正他们最富足的权力，就是招聘和支配，能力有限的外包员工。

在我看来，这本应是全文最值得深入的话题，但也最难厘清。一系列统摄性问题是：若说外包的工作没价值，正式员工的就有价值吗？这两者哪个价值更大呢？或者说社会上的很多工作，它们有价值吗？以及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工作？

法律意义上，绝大多数的“打工人”不过是用个人劳动力换取生活要件。所谓的价值，在这层意义上也变成了个人单位时间内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因而薪资高低成为衡量价值的尺度。

尽管这一衡量极其清晰明了，但相当多的人并不能安然接受。人类活跃丰富的思想体系，将价值定义拓宽至无远弗届的地带。

我猜想，在“人类社会需要延续”这一根本目的之上，人们探寻到了许多诸如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治安程度、国民文化普及程度等许多局部目的，而单个局部目的由千万个间接目的构成，比如经济发展程度有不同时间段目标、某国家某地区目标等；不同时间段目标又可细化成就业率、贸易往来、人均GDP等。

若是遇上可测量的数据指标，比如就业率和GDP，那实在是幸运。可若是遇上电车问题，人们就算心中装满“人类社会需要延续”这一远方灯塔的光，也难以看清此刻脚下的路。

比如埃隆马斯克想探索外太空的宏图，和国内互联网比拼社区团购，哪个价值大？难道通过设计一万张数据表格就能得出结果吗？更遑论一通上海疫情，直接让买菜软件荣升救命稻草。本已复杂的价值判断遇上动态颠覆，难上加难。

我目前的处理办法是，用自己的人生目的，来衡量工作价值。尽管还是存有疑难，但相比人类云云的宏大方向，自我能被我更直观、迅捷地把控。我曾把我的人生目的，写在日记里：

我有两个目标，一是想尽可能收集不同的生命感受；二是借用媒介产出写脑中抽象的东西，尽可能被更多人看到。新鲜感、丰富感比较虚，纪录实体比较实，虚实结合，一起构成我的存在意义。所以，我的一切行动都朝着这个目标进发。这是场游戏，我想晚一点出局，想多体验些场景，想写个当下可见的“到此一游”。

这是纲领性方向，此外还也划分了局部标的。比如具体表现上，我需要不断刷新“当前页面”来追求新鲜体验，这又包括了想要接触不同的人事物的想法；再如分阶段目标上，我需要在这几年寻找可垂直深耕的领域，以及积攒一定的工作履历……因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此处仅作笼统的概述。

或者，尽可能暂时忽略种种形而上的“意义”拷问（即把眼光放在最近、最迫切的目标上），它也是份让我不够开心、感到孤独，提升甚微、迁移率低的工作。比如，我很看重履历上有作品体现，但这份工作的产出，尽管出自我手，却不出自我心——处处受人桎梏支配不说，我甚至没认可产品的源头需求。

比如11年就进阿里，至今P6的一位后端大哥，我们团队无论正式外包，与他接触的大多数人，都说他“情商低”“能力差”“呆呆木木”。可我与这位大哥对接时，却并未与他们有共鸣，相反我觉得他真诚执着、不摆资格。再比如也是11年进阿里，但如今每天哼歌插花不干正事儿的运营姐姐、大专毕业先当外包后转正的我的主管、软萌努力但似乎很懂阿里生存法则的算法小哥、有理有据挑战各种需求的傲娇设计小哥、高中毕业先在工地搬砖后一步步来当阿里的商务大哥……他们中有正式，也有外包，每个人都激起我的探寻之心，但严密的场域围栏，让我犹豫作罢，这也成为此刻的遗憾之一。

就频繁接触的几个外包员工而言，我想选两个人物当典型。一是那位近四十的外包PM，二是一位两年多司龄的95后开发小哥。

PM是山东人，快四十，是我们团队年纪最大的。他大专毕业，有个亲生姐姐在浙江某一本大学当老师，据说姐弟关系不错。他和媳妇是高中同学，但是毕业工作后重逢才产生感情，后结婚，生了俩闺女，大的初中，小的小学，据PM说成绩不好。他十多年前就来阿里当过外包，听他说曾和当时的主管闹掰，于是出走去别的企业，似乎有联想、德邦，不清楚是否是正式员工。

而现在他又重回阿里，和我隶属同一个主管。前文讲过，阿里花名绝大多数是两个字，三字姓名基本就是外包。PM也是三字姓名，但他把钉钉名改成了两字名，每次会议纪要的“出席人员”或者项目角色分工表格里，他也都写两字。

还有种种迹象，均能看出他对外包这个身份并不满意。可是，他也说自己年纪大了已经“躺平”以及“大专至今，在同学里混的还行”这类看似已经满足的话。

此外据我观察，他和人面对面时总是满脸笑容十分耐心，但下了场却总要说一堆烦恼话。可能是跟我熟络，又觉得我不会多嘴，他同我吐槽过很多“大老板”们的短处，并直言“我反正看不上他”。对于年轻外包，他也是表面极尽耐心，背地否定连连。前文讲过被开女孩的遭遇，一部分正是拜他所赐。

对我，他也总会有过来人的说教姿态，最中伤我的一次是，我说“我寻找了好久，只有文学创作上可能有些天赋”，而他故作惊诧地接话说“那给我看看你在哪里发表了作品”。夏虫不可语冰也，我让自己熄火。

他大我近二十岁，年龄成为一个客观因素，使得很多事我经历过、他也经历过，还有很多事他经历过、我却没经历过。一个从小不及姐姐优秀、自己文凭履历欠佳、如今身肩家庭的中年男人，曾跟我说“我从小到大，大多是不开心”，我问他那怎么办，他说只能受着。所以面对这样一个人，缺乏足够感同身受的信息内容的我，如何能双脚离地地对其评头论足？

尽管上文已透出的文字，和留在我心里未直言的话，都意味着，22岁的我对他的确存有不满。可也仅仅是不满，再无更强烈的情绪。

他透露，刚进阿里，税后薪资就直接比之前翻倍，两年后的现在更有三四倍。我问他，对这些钱有用途规划吗？他却并不能给出我长远些的答案，只是说目前想吃什么想玩什么都没问题了。我追问他职业上的打算，他透露迷茫：转正看学历，跳槽有风险，网传的35岁危机也不知怎么应对，想着可能考个编制。我又问那生活上的打算呢？比如普通人考虑的结婚生子安家？他也摇头说没有考虑，说是家里在催但平时老加班也没时间，也不知是否要留在杭州，毕竟房价太贵。

与他的交谈令我难过，因为我似乎并不是眼观着他这个个体，而是面对着时下所有年轻又惘然的符号。也可能是交流未深，我总感觉，时代群体的身形完全融化了他自己的轮廓。

行文至此，我已完成早先拟好的大纲的所有待述要点。与我而言，写它并无太多贡献社会的愿望，因而也犯不着大力反思、针砭、批判、寻求建设。微小的我只是充当一个体验者、记录者、提问者，完成我自己想要记载生命经历的目标，顺便希望听见些其他声音。

正如我已在前言中端正过这篇文章的体裁：它是篇从我生命体验出发的，非典型性参与式观察、日志体、评论、散文等的杂糅。

阿里，给予了作为外包的我优渥的办公环境、融洽的同事气氛、一定的学习成长、相对灵活的工作规则等等。我也凭借这段日子，得以重新整顿内心秩序和吸纳能量。离职后，我将回家半年，第二次考研。再考不上，就既没学上，又少了半年工作经验，并且又只能去挑些肯要我、但我不喜欢的工作。

“我急切希望真正正正活一次，融入这个世界，不论融洽与否，不论是否会引发冲突。有几次，我在深夜里沿着街道奔跑，内心的焦躁不安让我一直跑到深夜。我会幻想遇到我所爱的人，她或许就会出现在下个街角，或者从某个窗户后喊我的名字。而其他大部分时间，我都痛苦不堪，甚至想要自杀。那时，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避难所，但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意外。如果你近乎绝望地想要什么，并最终得到了，那么这便不能称为偶然，而是内心的渴望带来的必然。”

刚当外包——寻找很久，依然只能落入这与过往、期待都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我曾有过非常孤独的时刻，愈加渴望能遇见和自己神灵相通的小共同体。终于，我的心灵为我在现实中找了一个客体，让我得以把所有对消除孤独的期待，通过幻想，安置在他身上。于是表面上，我暗恋了一个男孩半年；事实上，我给自己找了个盛放焦灼的容器。

他就是我前文提到过，说离职场景中运用某个相册功能，“岂不是要哭死啦”的那位小哥。他在我的心非常低迷危险的时刻，以无比健康鲜活的姿态，展示他所拥有且我彼时最希冀的东西——一个连结深厚的小共同体。其实根本不是他，而是理想中的我自己，怎能不动心呢？

说来有点意思的是，当时听他这话时，我另外还想的是：老子离开阿里这鬼地方，肯定半颗眼泪都不掉，毕竟一麻袋的不喜欢。

它其实，是我二次出生难产分娩时的一次暂休，是我踽踽独行飘摇路途上的一次歇脚。它用短暂的安定，让此前被痛苦烧灼得意识模糊的我，重新恢复清醒和精神，然后好继续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