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劳动事件回顾】容易受伤的身体、修不好的劳动风险与压抑中的反抗

在工地、车间、马路和屏幕前，劳动者不断受伤、死去。爆炸、坠落、洪水、夜班、猝死，一次次被登记为工伤、工亡，像沉积物一样堆叠在这片由劳动支撑起来的土地上。它们往往被统称为“事故”，仿佛只是运气不好，仿佛只要避开那一次，就能全身而退。

但现实并不平均。并不是所有劳动者，在工作中面对的是同样的风险。

有些身体，被反复推到更危险的位置上——乡村里的零工，高龄仍在劳作的人，被外包、被临时雇佣的人，被算法调度、被计件和时长追赶的人。他们并非更勇敢，也不更能吃苦，同样是血肉之躯，却更频繁地被安排去承担那些“可以出事”的工作。

当制度设计、产业结构、城乡差距、性别分工、技术与平台规则层层叠加，风险便顺着这些结构不断向下流动，渗进一场场事故、一具具身体里。此时，伤害不再只是偶发的不幸，而成为一种被默许、被消化、被当作常态、也逐渐被忽略的劳动背景。

进入2025年，这种结构性的风险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式。

有关部门仍以相对缓慢的节奏，围绕舆论高度关注的超龄劳动者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进制度修补：从超龄用工权益保障征求意见，到“新职伤”试点扩围，再到部分地方出台平台用工治理措施；一些外卖、网约车平台也在监管压力下，对社保、规则公示、抽成等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问题，陆续作出“规范化”姿态。

但政策聚光灯照向少数被点名的群体，并未同步带动整体劳动者生计底线的改善。最低工资涨幅有限，仍难以覆盖持续上升的生活成本；社保责任依旧被广泛规避；陪护假等权利反复写入文件，却难以真正落地；职业病目录的更新，也难以回应更广泛、更隐性的劳动损耗现实。与此同时，医护降薪与医院破产、教师岗位收缩与零工化、互联网行业在AI扩张与裁员并行中的不安全感，持续提醒我们：所谓“合规化”、“改革”，并不必然带来更稳定的岗位，也未必指向更体面的劳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劳动者的声音显得尤为必要。主流叙事的刻意遮蔽，并不意味着2025年的讨薪、罢工与集体抗议就此消失。相反，从外卖骑手、货车司机，到医院员工、制造业女工，再到白领群体对加班与降薪的反弹，劳动冲突仍在发生，只是以更碎片化、也更策略化的方式持续展开。

但与此同时，民间劳工组织的空间持续收缩，公共表达渠道愈发受限，劳动者更难形成稳定的集体表达与持续动员。在单向度、自上而下的“治理”逻辑之下，我们仍不得不追问：这些制度修补，究竟是在修复劳动秩序，还是在将结构性的成本，继续转嫁给最底层的人？

本专题试图从事故、政策、行业与行动四个层面，重新拼接这一年的劳动现实。欢迎点击右侧目录快速跳转，或按顺序完整阅读。

01 更容易受伤的身体：2025劳动事故回顾

在工地、车间、马路和屏幕前，劳动者不断受伤、死去。爆炸、洪水、夜班、猝死，一次次被记录为工伤、工亡，像一层层沉积物，堆在这片由劳动支撑起来的土地上。它们常被概括为“事故”，仿佛只是运气不好，仿佛只要避开那一次，就能平安无事。

但事实并非如此。并不是所有人，在工作中面对的是同样的风险。

有些身体，一再被推到更危险的位置上。乡村里的零工，高龄仍在劳作的人，被外包、被临时雇佣的人，被算法驱动、被计件和时长追赶的人。他们不是更勇敢，也不是更能吃苦，也是同样的血肉之躯，却更常被安排去承担那些风险。

制度、产业结构、城乡差距、性别分工、技术与平台规则，当风险顺着这些结构不断往下流，渗进一起起事故、一具具身体里，伤害就不再只是偶发的不幸，而成为一种被默许、被消化、被当作常态、也逐渐被忽略的背景。本篇年末专题想追问的，不是具体的事故如何发生，而是：究竟是哪些劳动者，被长期放在可以受伤、也更容易被放弃的位置上。

1.1 爆炸与洪水间逝去的乡村工人

2025年夏天，两起事故发生在华南华北两个不同的村庄，却落在同一类人身上。

6月16日，湖南临澧停弦渡镇山洲村，山洲烟花厂发生爆炸。冲击波传到几公里外，村民家中的玻璃被震碎。厂里有人当场死亡，也有人受伤。出事时，厂里有不少临时工，其中包括刚进入外包装车间工作的女性。最终伤亡数字是9死26伤。

7月27日，山西大同天镇县谷前堡镇，一辆中巴车清晨出发，车上坐着14名去大棚采摘的零工。途中遭遇暴雨，桥梁被冲毁，车辆落水，新闻报道他们“失联”。其实这并不意味着还有生还可能，只是因为尸体难以找到。

一个是生产事故，一个是暴雨中的交通事故。看起来并不相同，但死伤者有着相似的身份：生活在乡村，靠零工或高风险产业维持收入的人。

在山洲烟花厂，死亡和重伤最先被看到。爆炸后的二次爆炸、闪爆风险，让救援本身也充满危险。而影响更深远的是，作为临澧县的支柱产业，山洲烟花厂提供了当地一半的工作机会。爆炸发生后，不光是山洲，临澧全县烟花爆竹工厂停产。原本依赖这一产业获得收入的家庭，瞬间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

在山西的暴雨事故中，等同死亡的失联同样是最直接的结果。对家属来说，更漫长的是等待。很多失联者是女性，家里的主要照顾者。她们不只是打工者，还承担着照顾老人、孩子和家庭日常运转的责任。一旦出事，家庭立刻失去支撑。

一个是生产事故，一个是交通事故，单论近因，或许还能视为单纯的偶然。然而两宗几乎不相干的事件，却反映了遇难者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相近——他们都是生活在乡村，靠零工或高风险产业维持收入的乡村零工。

烟花厂在高温季节临近停工前赶工，仍安排生产，也招募临时工进入厂区。大棚采摘的零工，在多次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已经发布的情况下，仍被组织清晨出发。这些决定，是工人自己做出的，却也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在临澧，烟花厂是当地主要的工作机会。每到赶工期，厂里会临时招人，从事外包装、搬运等工序，按天结算工资。爆炸发生时，有女工刚进厂四天。事故当天，当地气温达到36℃，距离行业惯例的高温停产期只剩不到一周，但生产并未停止。对许多村民来说，停工意味着当季少一笔收入，也意味着临时工机会随时消失。

在天镇县，大棚采摘是少数能快速换到现金的工作。零工一天工钱约130元，清晨四五点集合，晚上才结束。事发前，当地已连续多日强降雨，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多次升级至红色，但采摘安排并未取消，中巴车仍按原计划发车。

这种用工方式，使“不出工就没钱”成为现实压力。临时工没有稳定劳动关系，也缺乏完整的保险和工伤保障。一旦停工，当天的收入就直接归零。对年纪偏大、选择有限的、女性乡村劳动者来说，高风险工作往往是少数还能带来现金回报的选择。

因此，乡村工人更容易死伤，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安全。在烟花厂干过活的人，清楚爆炸的风险，即使是临时工也都经过培训。暴雨和山洪的危险，对于多年在山村生活的当地人来说，也难谈得上是不测之祸。但在收入本就紧张、缺乏更稳定安全工作的情况下，风险一次次被无奈接受，事故也就一次次发生。爆炸、山洪当然是可怕的灾难，但没收入没钱则是更长期、更令人恐惧的。

1.2 没有终点的高龄劳动者

高龄劳动者的伤亡事故，常被简化为感慨一句"老无所终"。但实际上，年龄与其伴随的资源劣势，往往使其承受长期的身心伤害和权益剥削。他们长久身陷的复杂困境，只有到体现为严重伤亡时，才得以被短暂窥见。

今年7月10日，辽宁沈阳，63岁的园林绿化工人张拥伦在户外工作时倒下，紧急送医后仍抢救无效身亡，死因为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

而9月13日，浙江绍兴地铁2号线豆姜站，列车在深夜撞上4名正穿越轨道的保洁人员，当中3人抢救无效身亡，1人重伤。事故遇难者中，至少有2位超过60岁。

在绿化工人的工伤事故中，最早受关注的是不幸离世的张拥伦老人，及作为其直接死因的热射病。只是，张拥伦所属、至今仍照常工作的园林绿化工人队伍，实则全由60岁以上的超龄劳动者组成，且他们日常经受的工作伤害远远不止酷暑。

绿化工作相当危险，曾有工友被油锯意外削下整个指节，工作的单日工资却普遍只有100元。同时，工友们的劳动关系长年处于低保障中。超出退休年龄者并没有社保，受包工头而非原公司雇用，更从未与工头签订过纸质劳动合约。非正规的雇佣方式，加上刻意排除高龄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最终导致张拥伦家属难以追索赔偿。甚至因为雇主责任保险不受理外派工作，连商业保险也未获赔偿；至此，高龄劳动者家属只能，面对或达八个月的漫长诉讼。

而造成4位地铁保洁员伤亡的安全事故则更加蹊跷。在事发十余天后，绍兴市轨道运输集团才发布简短通报，自此再无具体调查结果。不过，无需通报也能见到，高龄保洁员群体所承受的伤害，同样不只这次突发意外。

车站内保洁员群体的工作强度与报酬，长年不成正比。工友们全年无休，一天工作12小时或以上，每月工资却仅有3000-4000元。同时，伤亡的保洁员们同样全为低保障的外包劳动关系，其公司普遍不缴纳社保，也没有额外工伤险，事故后的赔偿机制成谜。更值得注意的是，事发后仅数天，外包公司当即辞退所有60岁以上的保洁员。这些高龄劳动者如同即弃消耗品，长期忍受恶劣劳动条件，却在同事发生致命意外后，即被随意裁员。

多数高龄劳动者因生计选择继续务工，如张拥伦的搭档年近70岁，仍需供养待业儿孙。只是，除了年龄上的务工劣势，高龄劳动者们更加身陷根本的就业困境：他们大多属于农民工群体，年轻时进城劳动，最终却因"清退令"或厂区缩减成本而被辞退。技能贬值、缺乏人脉之下，对差事并没有选择权。教育程度匮乏则进一步限缩老人们的维权能力，如张拥伦从未有过劳动合同，不识字的工头不理解23页的雇主责任保单；绍兴地铁的保洁员更难意识到，外包公司可能缺失的安全培训，实际上何等重要。

由此，年龄交织资源条件，吊诡地围困住高龄劳动者：年轻的他们忍受高强度、低防护的劳动，希望用劳动换取更有保障的未来；但到真正老去时，过往投入的劳动反而成为枷锁，让他们加倍深陷高强度劳动，甚至不再获得法律的基本保障，即使伤亡。

1.3 被外包的风险：“非正式”劳动者的隐形伤亡

在更容易受伤、死亡的劳动人群中，非正式合同工人的比例始终居高不下，却长期处于制度视野之外。事故发生后，公众往往只能看到寥寥数语的通报：“涉事员工为兼职”、“伤者系外包人员”。这些看似中性的身份标签，实际承担着一种功能——一旦“临时”“外包”“非正式”被标注，劳动中的风险与责任便被迅速切断，转移回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身上。

高风险行业工亡责任无从追究

今年9月25日，一名48岁的油漆工在不通风的地下室作业时中毒死亡。其在地下室内长时间独自工作，仅佩戴普通口罩，中毒后昏迷长达20小时无人发现。该工作由同行介绍，由包工头带去施工，现场缺乏基本安全条件，也无人巡查。事后，包工头以“能力有限”为由，仅给予家属3万元补偿。

在临时、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更可能长时间作业、独自作业，在缺乏防护、培训和监督的环境中承担更高风险；而一旦事故发生，却缺乏工伤认定与制度性保障。工作风险高度集中于劳动者身体之上，责任却在关系切割中被层层卸除。

10月17日，一名铁矿司机在工作中突发脑出血死亡。矿企称其为“私人劳务外包人员”，拒绝工亡赔偿。死者签署的劳务协议实为免责条款，工伤认定与索赔困难重重。尽管理论上，若能认定事实劳动关系，公司应承担工亡责任，但现实中的维权成本，几乎将这一权利排除在工人家庭的承受范围之外。

通过临时工、外包、劳务派遣等方式，高风险行业得以系统性规避长期责任，将最危险的劳动，交由议价能力最低的人承担。

职业病、过劳死亡，赔偿责任在谁？

非正式劳动者的身体，不仅暴露于突发事故，也长期承受慢性、不可逆的职业伤害。

今年9月，一名43岁的矿工在离职后确诊尘肺病，向公司提出赔偿请求，却被项目承包人以“仅在承包期内工作10个月”为由拒绝承担责任。这一事件揭示出“长期临时工”的普遍困境：劳动关系碎片化，健康风险却在同一行业、同类环境中持续累积。

在煤矿行业，通过项目承包用工已成为规避长期责任的常态。工人名义上流动，实则长期暴露于高粉尘环境中。尘肺病作为典型职业病，不可逆、致残率高，患者往往在未达退休年龄便丧失劳动能力。然而，超过80%的尘肺病患者从未申请过赔偿；拥有明确劳动关系、可申请工伤赔偿者仅占4.1%，最终成功获得赔偿的更不足1.22%。在劳动关系不断被切割的情况下，工伤责任是有限的，身体的损耗却是持续而漫长的。

10月20日，郑州一名44岁的短剧导演因过劳猝死。由于未签署正式劳动合同或项目协议，公司仅支付1万元补偿，后续索赔困难重重。短剧剧组普遍缺乏医疗与安全保障，工作时间极长、强度极高、精神压力巨大。从业者多来自各行各业，在经济下行中被动或主动进入这一行业，在低保障条件下承受高强度劳动。有的人押注“风口”，有的人只是寻找一份短期结算的收入，而这种偶然进入的临时劳动，却可能在长期过劳中酝酿致命风险。

即便没有立即发生事故，当劳动者长期处于低保障、高风险、低收入、高强度的劳动状态中，身体伤害已经在持续发生，致命风险也早已被系统性制造。

风险持续沉积

在现实中，“劳务外包”被实践为责任外包，而非单纯的用工形式选择；“临时用工”也不只是时间有限的劳动，而更接近于一种被迫切断效劳动时间与责任链的风险管理机制。通过外包、派遣、临时工等方式，用工主体得以抬高工伤认定门槛，使非正式劳动成为事实上的“责任真空区”。

从这个角度看，非正式用工并非法律盲区，而是被人为制造、并被反复利用的盲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企业选择以非正式用工降低成本、转移风险，本质上是一种以劳动者身体为代价的成本压缩机制。

选择临时劳动的个体，往往本就处于年龄、技能、户籍、经济等多重弱势位置，风险承受能力更低；而临时劳动制度所带来的高风险，正好与这些脆弱性相互叠加，形成恶性循环。所谓“灵活用工”，实质上是风险向下沉积的过程。

临时工制度并非效率的中性选择，而是一种结构性安排：在不改变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将长期成本与伤害转移给最难被看见、也最难维权的人。

1.4 在算法与长工时之间耗尽的平台劳动者

2025年2月13日，元宵节次日，39岁的货车司机刘俊平在自己的货车车厢内突发脑干出血猝死。此刻，他身处离老家乌兰察布近2000公里之外的浙江。此前，他与两位卡车司机正月初一从内蒙出发前往浙江龙游送货。不想竟是永别。

2025年4月23日和5月4日，“饿了么”枣庄一站点两名连襟骑手梁军和袁鹏先后猝死。梁军的工作模式是强度极高的“上一天一夜，休息一天，再上一天一夜”。猝死前一晚，他因过度疲劳，下班后直接在外面睡着了两个小时才回家。袁鹏倒在了去上班的路上。在猝死前三天，他每日在线时长均超过11小时，其中5月3日跑了70单。其妻子周女士表示，丈夫每日工作通常超过12小时，经常干到凌晨。

2025年9月4日，网约车司机闫俊峰于清晨出车后，在北京市通州区被发现在驾驶途中猝死。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闫每天早晨6点多就出门接单，晚上8/9点才收车，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2025年，在网约车、网约外卖和网约货运行业，还有更多的因过劳而猝死的名字，没来得及被记录。

“网约”成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共同的噩梦，超长的工作时间背后是科技的效率和灵活神话。效率和灵活遮蔽的是一部精密算法管理机器：算法强制派单、计件工资、 自动路线规划、随意施加的惩罚（罚款或扣服务分），平台工人被还原为大数据模型中的一个或几个参数，被迫用血肉之躯服膺于大数据模型“全局最优”的数字逻辑。

更重要的是，这部机器并非像传统工作中的管理安排一样不变，而是遵循个体发生学的逻辑不断自我强化，这就意味着平台工人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最高效率状态，才能有可能在大数据模型中成为优先选项，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更高的单价，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否则很有可能被算法排斥，直接影响收入。

同样造成他们噩梦的，还有疫情的冲击和行业的竞争格局。疫情三年，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不少行业萧条，人们纷纷进入网约车和外卖行业，平台行业的一度饱和。过剩的劳动力给了平台企业不断压低单价的空间，而其他行业的萧条也使得不少资本涌入外卖和网约车行业，一时间，抖音京东外卖价格战声势浩大，网约车小平台如雨后春笋，低价高速成为竞争获胜的的不二法门。而货运行业则是运满满一家独大，要风得风。对平台工人而言，没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身负沉重的家庭负担，他们只能接受越来越低的单价、越来越短的服务时间和越来越严苛的管理要求，用时间和生命冒险，换来生存。

他们的过劳猝死，常常意味着一整个家庭命运的改变和衰落 –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死亡？虽然近几年给平台工人的更多保障的呼声在媒体上不绝于耳，但是真正落地的做法和实实在在的保障却依然困难。绝大部分的雇主 – 平台、承包商或站点 – 都以“雇主责任险”的方式处理平台工人的保障问题，吊诡的是，这一用来保障雇主的商业保险，成本却由工人来承担，而理赔时，保险公司常常以保障主体并非工人为由拒绝理赔；当然，更多的是站点拿走大部分赔偿金额的情况。保险公司拒赔的另一个常见的理由是围绕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争议：保险公司往往拿着以工厂为原型的保险条款，指责平台工人猝死时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固定的工作地点。这些都使得要真正获得所谓“保障”，难上加难。

更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在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工伤、保险的判决中都完美隐身。虽然平台算法和制度实际上控制了平台工人的工作节奏和收入，也控制了承包商的实际运作，政府和司法体系似乎仍固守平台与普通企业有本质上不同的例外主义论调。这些论调亟需被挑战，否则未来平台工作将成为越来越多个人和家庭的噩梦。

02 政策动向：聚焦超龄与新业态劳动者，却回避根本劳动保障问题

2025年，围绕高龄劳动者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政策修补继续展开。这一方向延续近年来中央对“新就业形态”、“超龄就业”等问题的关注，回应制度缺位带来的压力。但这类政策能否形成稳定保护机制，目前尚难判断。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政策资源针对特定群体拾漏补遗，所有劳动者共同依赖的基础保障却陷入长期停滞。最低工资调整幅度持续收窄，与生活成本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依然明显；社保缴费责任仍被广泛规避；新增假期在企业层面的可执行性有限。某种意义上，“特殊人群问题”的推进，并没有改变普遍性劳动保障底线偏弱的问题。2025年的劳动政策，是否真正改善了劳动者的整体处境，答案仍不明朗。

2.1 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积极补漏，还是新的折中？

随着全国人大于2024年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酝酿多年的延迟退休政策在2025年正式落地。不过，相较于退休年龄本身的调整，2025年在司法与行政层面取得更明显进展的，或许是对长期处于制度保障边缘的“超龄劳动者”群体的回应——即事实上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持续就业的劳动者。

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再次明确落实《决定》第六条关于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和工伤保障四项基本权益的要求。从文本设计来看，人社部并未正面界定超龄用工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而是以“书面用工协议”作为制度载体，回避关系定性问题；但在最低工资标准、强制参保工伤保险等核心权利上，则采取了较为明确和刚性的保障态度。

几乎同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虽然因社会保险条款引发较大争议，但其中，更具长远意义的变化，在于废止了2020年司法解释中“已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人员一律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这一调整，至少在形式上松动了“超龄劳动者必然属于劳务关系”的既定司法逻辑，为今后的裁判实践预留了更多解释空间。

此外，司法部2月公布的行政复议典型案例中，也出现了超龄劳动者申请工伤待遇的案例。复议机关最终确认，劳动者虽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在工作中受伤，仍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这一案例从行政救济层面，进一步强化了超龄劳动者在工伤保障上的权利基础。

综合来看，2025年一系列行政与司法层面的调整，正在为长期被整体归入“劳务用工”的超龄劳动者打开新的制度空间：在传统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之外，逐步勾勒出一种附带强制性基本保障的特殊用工形态。但与此同时，在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上，政策仍坚持以“自愿、协商”为原则而非强制纳入。这也引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持续扩大保障内容的同时，继续将超龄劳动者排除在完整劳动关系之外，究竟主要便利了谁，又是否真正回应了这一群体的需求？

2.2 新业态劳动保障：政策推进稍缓，成效待检验

紧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等文件密集出台的2024年，相较之下，2025年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政策发布节奏明显趋缓，整体声量亦不及上一年。根据工劳网汇总的公开信息，年内仅有安徽省和深圳市分别于7月和11月出台了较为综合性的地方性政策文件，内容涵盖工资算法透明度、休息休假安排、工伤保障以及劳动争议处理等基础权益，延续了对新业态劳动者系统性保障的政策思路。

在工伤保障领域，2022年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简称“新职伤”）于2025年迎来扩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宣布，试点范围由北京、上海、江苏等7个省市，进一步扩大至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广西、宁夏等10个省份，同时新增滴滴出行、顺丰同城、滴滴货运、满帮省省等大型平台企业参与试点。相关部委于4月公布扩围安排后，各地陆续出台实施方案。官媒数据显示，截至9月，累计参保人数已达2200万人。不过，在具体执行层面，外卖骑手等高风险岗位在发生职业伤害后能否充分、及时获得理赔，仍有待更多来自民间的调研与检验。

此外，回应2022年《工会法》修订要求，2025年广州市、山东省、江苏省、陕西省和北京市相继通过或修订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明确要求平台企业及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在实践层面，外卖、网约车等行业劳动关系复杂、难以理清，即便暂不评价官方工会体系的实际保障效能，这些新增制度安排在现实中的落实效果，仍有待持续观察。

2.3 最低工资的涨与生活水平的停

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多数省市都选择在今年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以第一档为例，从最高上海的2740元到部分中西部城市2000元出头，大部分城市都超过了2200元，与2024年10月底的数据相比大多城市有所涨幅（具体数字可参考：来源、来源）。

但众所周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或者中央文件对“涨工资”的再三呼吁（来源），并不能直接左右市场的整体工资水平，更不意味着在没有任何底层动员的情况下就可以使得工人生活情况得到如何显著的改善。

与 2025 年前三季度月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来源）以及 2024 年人口抚养结构（来源） 综合校正后的结果对照来看，各地区最低工资与劳动者实际消费负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更加清晰。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尽管一档最低工资水平普遍处于 2500 元上下，但在较高生活成本与较低抚养比叠加的条件下，劳动者每月所需承担的等价消费支出仍普遍达到 5400—6500 元 区间，工资收入与消费负担之间存在 2000—3700 元不等的缺口。最低工资在此类地区更多只能覆盖劳动者消费需求的一小部分，难以支撑基本的生活再生产。

而在中西部及部分欠发达省份，尽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相对较低，但由于抚养比较高，劳动者实际需要覆盖的等价消费支出仍集中在 2500—3300 元 区间。一档最低工资在多数情况下依然无法完全覆盖这一负担，仅能承担其中的大部分，工资与消费之间仍存在持续性的负差额。

【2025劳动事件回顾】容易受伤的身体、修不好的劳动风险与压抑中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