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厂的边缘人写了一本被裁员指南

张小满自觉不是个规划性很强的人。从记者、自由撰稿人、进大厂、被裁，到全职写第二本书，再到生育，每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她几乎都是凭本能做决定。“我想做的事，如果没有争取到，一定也会循环曲折，路走得弯弯绕绕些，然后做成。”

2019年从一家媒体离职后，张小满还是想写，于是北上，在一家杂志社实习。待了三个月后，她始终没有被真正接纳，又回到深圳，做了几个月自由撰稿人。

进大厂是2020年，“那时大厂工作还算好找。”招聘岗位的描述上写着：有优秀报道与文案作品；文笔扎实，能驾驭多种文风等等。给她推荐这个职位的朋友说，“这个岗位跟写作很有关系。”张小满很快写好简历，由朋友转交给需要招人的主管。

在她的天真想象中，那是一份有意思的工作——几万人在同一间公司共事，她或许要为里面的一些人写故事，又或许是，有机会记录公司的当下与过往，参与传记的书写。“但进去后，我其实在写新闻通稿，做自媒体广告投放，忙业务推广的事。”一件件具体而又琐碎的工作任务，跟真正的书写关系不大。

于是，她调整预期，写作被搁置一旁，“生存”成了第一要紧的事。她忙于应付大厂的考核体系、职场关系，还有被裁员的压力，终于觉得有些适应的时候，又迎来加薪失败。

在大厂的四年间，她常常试图从工作中摸索出意义，总是在“一天为什么如此漫长又如此快消逝”的后知后觉中懊悔自己浪费了什么，她几度被边缘化。

2023年冬天，张小满的第一本书《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当时，她跟我聊到新书写作的始末时说，这与在职场上感受到的优绩主义和被工具化不同。从母亲春香的讲述中，她感受到“每个保洁员都很鲜活”。倾听和记录母亲做保洁的经历，也让她暂时从工作中喘一口气。她极少吐露大厂工作的疲惫。在新书出版前几个月，她其实刚刚经历了被裁员又转岗成功的跌宕。

“心焦得很。”春香如此形容那时的女儿。

“现在呢？”我问。

“消静（陕西方言，平静）了。”春香说。

2023年夏天，张小满经历第一次裁员，春香觉得不公平，“我要去讨个说法！”被女儿劝住了。在春香眼里，大厂是一份“很好的工作”，高薪且体面。提到女儿的工作时，她总是很骄傲。张小满离职后，春香很长一段时间没跟远在家乡商山的亲戚提起这件事。“我妈爱面子。”

也是在离职后，独自去街道办办理“灵活就业”社保缴纳事项时，张小满才意识到，大厂曾经给予她的“社会保障”相当丰厚，很有安全感，“这套体系极具诱惑力，也是许多人不敢离开它的原因。”

但在大厂工作期间，她始终觉得自己很游离。“大厂会给每个人设置一套秩序，但我一直没有特别投入其中，一种微微的、毛刺一样的不舒服感始终伴随我的职场。”她语速极快——这是大厂经历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之一。

2024年夏天，在经历第二次裁员后，张小满开始写第二本书。她想找一个工位，同丈夫去南山华侨城创意园参观了几处办公楼，又因太贵而作罢。“你看，我还是会下意识依赖某种体系，才觉得能完成写作。”

她一边反思职业经历带给自己的思维定势，一边又熟稔地将之运用在生活中。新书是她离职后做的第一个项目，半年后，初稿完成。紧接着，她怀孕，修改书稿，女儿诞生。

2026年春天，《大厂小民》出版。在张小满看来，在大厂工作的四年，远比自己从事媒体的七年感受更多，也见识到人的多样性和体系的复杂。“做记者时，我写了很多社会新闻，那些死亡和暴力很残酷，但我来自农村，很早就经历或听说过这些。但在大厂，它筛选出的是世俗意义上的‘精英’，许多人和事，是我之前从未见识和接触过的。”

大厂总是流动的，不断有新人加入，不断有人离开。在聪明人云集的大厂里，不会争取、也不擅逢迎的普通人，如何应对职场种种？大厂是不是只有一条往上爬的路径？放弃这条主流路径，会怎样？我带着这些好奇再次见到张小满。她尚在哺乳期，穿一条棕色的宽松连衣裙在街边向我招手，整个人非常舒展。

离职前的悠长“假期”

还在试用期时，张小满就目睹过裁员。

被裁的女孩坐在她斜对面，有一天被总监叫进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她低垂着头，脸上布满乌云，眼眶红红的，“明显哭过。”几天后，工位空了，女孩再没出现过。

虽然没有明说，但去留变动的消息很快扩散开来，“大家讨论起她的离开，通常会归因为这个人的问题，我当时觉得很恐怖，也担心自己转不了正。”

相似的一幕发生在她进大厂工作后的第三年，夏天已至，她仍未收到续签合同，听到“XX，你来一下”几个字时，心里大致有数。就像她在《大厂小民》中写的一样——一个普通员工被leader单独叫进会议室，一般只有几种情况：组织架构调整、项目终止或有新项目、升职、加薪、聊绩效、谈裁员。

但没想到的是，她在已跟HR谈话并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书》后，在一些同事的帮助下，她意外得到一个转岗的机会，经历多轮面试，最终在9月30日“last day”到来之前，走完了转岗流程。她留了下来，下一次的合同到期时间是2029年秋天，“看起来很遥远。”

大厂体量巨大，一个业务线可能就有几百、上千甚至上万人。不同的业务线就像形状各异的烟筒，纵向排布在公司的系统上，彼此之间并不真正相通。

对张小满来说，转岗如同进了一家新公司。系统运转起来好像有自己的意志，她看着自己的名字被“平移”到一个全新的小组下面。新领导是一位非常职业化的女性，毕业后就进入这家大厂，工作近二十年，认同大厂宣传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她的做事风格跟从事过媒体的人很不一样，强调情商，做过记者的人大多思想比较野生、服从性不高。”

让她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领导发来一篇同事的文章，让她提建议。她认真写了几条建议回复。但她后来意识到，其实上级的本意是想让她学习这篇文章所渲染和传递的“正能量”。她有一种被验证出低情商的懊恼，同时也能理解自己的领导，“可能她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跟我直接说。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傻！”

在新部门，她常被评价为：不擅察言观色。她像一只猫头鹰误闯进一片黑暗的森林。

不久后，她再次感受到自己被职场边缘化，动了主动离开的念头。但是，还没等她提出，领导先约了她谈话，于是便申请了裁员。这一次，她的心态已经变了。再次与HR面谈时，她觉得没什么遗憾。“那个时候，我的第一本书已经出版，也想好接下来要写大厂，这个结果对我的冲击没那么大。”

从通知被裁到正式离职有一两个月的缓冲期，那段时间，张小满第一次真正有时间观察自己所处的这栋“水晶宫殿”，察觉和反省自己的处境和过往经历，她到处闲逛，与同事聊天，体验以前来不及去的地方。

她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因合作中的不愉快会产生被剥夺感，觉得一些同事很讨厌，但到要离开的时候，反而觉得他们挺可爱的。”

“人跟人之间一旦没有利益冲突和竞争，彼此也会变得更善意和坦诚。虽然我要走了，但工作还要进行，很多同事找我对接，我都非常开心地配合他们。”短暂地从系统中抽身出来，她觉得自己仿佛在度过一个悠长假期。

什么样的人在大厂受欢迎？

职场上，张小满不是个擅长争取的人。

刚进大厂时，她想邀请一位纪录片导演来拍大厂，也是对大厂某一项业务的公众曝光。她与业务部门的同事对接，却感觉障碍重重，被各种推脱。

她想不通，“一个互利互惠的事，对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只好作罢。后来工作久了，她才意识到这背后的职场逻辑：“大家的领地意识都特别强。”

“我作为中台部门，拍完业务的应用场景后，成果却大概率被我用于汇报，这对业务同事来说，没什么好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更后面，我可能更清楚业务方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件事的成果给他们也没关系，最终把事情做成更重要。”她说。

她并非完全不争取，“只是争取途中总是遇到阻碍的话，我会放弃。”

在大厂的第二年，她与同事江小渔合作一本书，她负责组稿、改稿、编辑，江小渔则一边推进项目、跟领导汇报，一边找新项目。2022年春天，新书如期制作完成。随后到来的年中考核，江小渔获得了优秀绩效，她则是中等合格。

在大厂，绩效与晋升、调薪强绑定。如果被评定为差绩效，则意味着，其后一年与调薪和升职都无缘。四年里，张小满经历了七次绩效考核，“从未晋升过，也没有涨过工资。”她当然失落，却擅长假装不在意。

唯一一次想要为自己争取是在2022年。一个项目完成后，她认为自己能够涨薪，但最终上级以“降本增效”为由告知她没有机会。事后反思，她从未当面或在言语上表达过不满，也没有继续争取，“结果就是那样，他只是通知我。”

在大厂工作越久，张小满越觉出“性格决定命运”的况味。“我的家庭对我的教育一以贯之：吃苦、耐劳、与人为善。”这些品质的确伴她度过了相对平顺的学生时代，可当她投身于社会中，它们有时也会成为阻碍：“吃苦的另一面是无限内耗；与人为善的另一面是耻于争取。我一直警示自己在职场不要被惯性困住，但敏感自卑就像是耻辱，跟随着我。”她在书中写。

与来处一样，职场中，她常常以“农民”自比——“不管天上风云变幻，只管默默耕耘，升职加薪往往轮不到这样的透明人。”

更受欢迎的往往是“猎人”——“PPT和表格都做得极好，擅长包装、说服和找准时机”——在张小满眼中，大部分职场人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积极性更强，始终被好奇心和新鲜感驱动。”还有“扫地僧”——“工作多年，在专业领域有特长，很早就得到过老板的赏识，有江湖地位。”

“人人都希望成为‘扫地僧’或‘猎人’，但最后，大部分人都做了‘农民’的事。”她写道。

2022年年中没有获得调薪后，张小满“基本上”放弃了追求晋升、加薪的路径。一方面是，“对一个快35岁的女性来说，我既没有晋升，也没有很好的绩效，我的合同即将到期，我能预想到那个结果。”

另一方面是对她置身的大厂的系统性反思——考核规则对工作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被这套规则框住，以及有多相信这套工具和它分配给自己的位置。

“按照体系规定的往上爬，我够不着，也觉得游离。”她转而开始将精力放在摸索如何把内容做得更深入，接触了更多的学者，“底线是不能拿最差的绩效。”

直到离开大厂很久之后，她与江小渔再聚，提起那段令她内心始终无法平静的职场经历，对方从另一个视角提醒她：“不管事情是否带来职场上的好处，但它对你的写作是一种延续。其间卷进来的很多人都是你的朋友，或成为你的朋友。这个过程也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密。”

工具人之间没有友谊

因为工作上的竞争和利益，张小满跟江小渔的关系一度在紧张与疏离之间横跳。

“职场容易让每个人都有一种受害者心理，当他拿好绩效时，我承认，有两人的共同劳动成果被他拿走的感觉。”江小渔的心情同样复杂，“他觉得尴尬，跟我很疏离，我没有看到他汇报晋升的PPT。”两人后来复盘，“规则是这样的，设定只能选一个人去，我们的老板也不会让我去竞争。”

关系的真正变化大致始于张小满调薪失败之后。

随着降本增效的寒气迫近大厂，他们所在团队在预算紧缩的背景下开始尝试短视频和播客。作为旁观者，张小满目睹了几次江小渔失败的汇报。他们部门内部的基层权力也微妙地变化着，她能感受到江小渔的沮丧和茫然，“他之前笃信的秩序不再奏效了。”更通俗地说，是投入过巨大热情和努力之后，得不到相应的正反馈。

2022年初冬，一次出差等飞机间隙，张小满告诉江小渔自己正在写一本“母亲在深圳做保洁的书”，后者听罢，眼睛亮了，“非常惊讶。”他们聊了很多，直到飞机起飞。那场漫谈，让张小满记了很久。仿佛就是在那一天，她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同事。

2023年夏天，张小满第一次被裁员，当得知她有《大厂小民》的创作想法后，江小渔和一些在大厂认识的同事朋友是她最重要的一部分支持者。他们跟张小满细数她肯定能写成的原因，“你在大厂上班，是亲身参与者，你有记者视角，会写故事，又在工作中认识了很多学者，有了一定的理论观察视角。这件事就应该你来做。”

回过头看，彼此联结是他们对抗被大厂不断工具化的方式之一。张小满调岗后，两人不再有工作交集，但有时仍相约散步、喝咖啡，聊彼此的日常和旅行。

严格意义上，真正的书写从2024年夏天张小满第二次被裁员后才开始。

《大厂小民》的初稿，张小满只写了半年，随着文字长出来的，还有一些新变化——

比如还在大厂时，张小满常将一些公司周边送给朋友们。她没想太多，却被朋友直接指出，“好像被程式化对待了。”回想起来，当时间、精力被大厂工作挤占得不剩什么时，她觉得连交友也夹杂着功利心态。

离职后，张小满一直跟江小渔保持着联系。两人不定期见面，几乎不聊工作。张小满眼见着江小渔“职级升了，工资涨了，但想从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仍在努力寻找缝隙”。过去两三年，他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剥离得越来越清楚——张小满发现，这种状态并不只发生在他身上。

他们结下的友谊在大厂并不多见，更常见的关系是，“NPC（工具人）对NPC。”“它是分人的，取决于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怎么对待你，以及你用什么状态在大厂打工。”张小满说。

新书之外，张小满还孕育了一个新生命。

她曾在不同的阶段被“劝生”过。母亲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有机会来深圳做保洁。”在张小满看来，母亲6次怀孕最终只留下两个孩子的生育经历近乎惨烈，这让她一度十分抗拒生育。

第一次被裁员前，已经生育过的女上司曾问她“怎么不考虑生个孩子”，后来得知自己被裁时，她才意识到，那或许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在现有制度下，公司不得因怀孕、生育、哺乳等原因解除劳动合同。一些女同事为了保住工作，就选择“战略性怀孕”。

但张小满没这么做。在工作的高压下，她本能地觉得生育是另一个需要谨慎规避的“陷阱”，来不及细想其他。

2025年，女儿诞生，张小满和丈夫饼干一同制定了许多方案——关于如何用钱，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这同样是大厂职业训练的痕迹。

“消静了。”在春香眼中，离职、生育后的女儿变得更平和。现在，作为母亲，张小满要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同时，力图兼顾一点自己想做的事。“你的目光会一直追随着自己的孩子。”对她而言，这是生命中一条新的河流，她才刚刚开始泛舟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