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留神峪矿难背后：自救器失效、“暗面”封堵与世代矿工的井下风险

从航拍图上看，留神峪煤矿隐匿在太行山深处层层叠叠的山脊之间。蓝色的封闭长廊穿过沟谷，将洗煤厂、井口和矿区建筑连接在一起。几栋灰白色宿舍楼与停车场挤在狭窄的山坳里，运煤道路沿山势盘旋，四周除了树林与裸露的黄土，几乎看不到更多村落，它更像是一座被群山包围的孤岛。

这里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沁源县地处晋东南山区，长期以来交通闭塞，主要依赖盘山公路。直到2024年，黎霍高速黎城至沁源段正式通车，沁源才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煤炭则是当地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留神峪煤矿前身为“山西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81年，后被通洲集团收购，并于2010年设立为“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长治市能源局公开信息显示，该矿生产能力为每年120万吨，采用斜井开拓方式，共有6个井筒，属高瓦斯矿井。2025年，该煤矿参保人数为1724人。

2026年5月22日19时29分，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这是近年来中国伤亡最严重的煤矿事故之一。根据最新的官方通报，目前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水瓶纪元走访了留神峪煤矿的多位工人，并采访了矿工家庭的孩子们，试图追问：这场矿难为何会发生？与此同时，矿工们长期与死亡为邻的风险、矿工家庭的离散与困境，也构成了山西煤炭工业漫长历史中的另一部分。

事发后，水瓶纪元走访了留神峪煤矿的多位工人，并采访了矿工家庭的孩子们，试图追问：这场矿难为何会发生？与此同时，矿工们长期与死亡为邻的风险、矿工家庭的离散与困境，也构成了山西煤炭工业漫长历史中的另一部分。

遇难的矿工弟兄

梁园已经两天没有睡好觉了，他今年48岁，是留神峪煤矿的安全员。他感到后怕，爆炸发生时，他正好休假回老家，才侥幸躲过一劫。他已经在矿上工作了十三年，熟悉的多位工友在事故中丧生，这几天他心里难以平静，一闭上眼睛，那些人的面孔就会出现在眼前，“和他们太熟了，（死亡）其实已经确定了，可是心里头吧感觉就和还在一样，特别难受。”

5月22日晚上7点半，梁园正在老家玩麻将，通风科的同事忽然打来电话说，“矿山出事了，瓦斯爆炸，快点回去帮忙。”

他的头发立刻竖了起来，过往见证的矿难历历在目，他立刻跑出来开车，但是腿控制不住地抖动，他担心再开车就会出车祸。

5月23日凌晨12点，距离爆炸过去四个多小时，梁园接到一名工友妻子的电话，她说自己的老公还没有出来，有跑出来的工友在巷道里看到了他，“在半路倒下了，嘴出血，鼻子也出血。”经验让梁园产生一种直觉，“这个人可能就不行了。”

凌晨三点多，工友的妻子得知丈夫已经被送往医院，梁园和妻子陪伴她到了沁源县人民医院，门口封闭不让进，有工作人员让工友妻子先登记名字，然后去宾馆等待消息。梁园看到她全程紧绷着脸，心情很沉重，“虽然没有得到准确消息，但是她隐约感觉到，没啥希望了。”

工友50多岁，是山西临汾人，一儿一女都上了大学。他在留神峪煤矿工作了五六年，此前曾在沁源县入伍过，梁园也是部队转业后才当了矿工，两个人很有共同语言，经常一起回忆在部队的生活，这名工友平时休息时间爱玩麻将，爱喝酒，性格很开朗。

矿工的日常是“三班倒”工作，没有节假日。梁园说，上早班每天五点半就得起床洗漱、吃饭，六点就往矿上走，六点半开会，提醒安全问题，七点半左右进坑，有的工人坐上“猴车”（主要用于矿工上下井的运输装备）到主巷道，要花费一个小时，然后再步行半个多小时，下午四点半白班结束，升井则更耗时，需要走一个小时，这样计算下来，一天班要十多个小时。

梁园的岗位是安全员，每天提醒工人禁止“三违”——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他经常要求大家系帽带、背自救器、带矿灯，远离行进的矿车，梁园说，留神峪煤矿的安全员一共30多位，他每天只在一个固定巷道工作，接触八九个工人。

梁园还介绍，煤矿工人分为一线和二线。安全员、瓦斯工、电钳工、排水工、皮带工都属于二线工人，从事辅助工作，工资在八九千左右，而掘进、采煤、爆破等属于一线工人，他们直接参与矿石的开采，工作危险性更高，工资在一万三四千左右。梁园原本是一线工人，在一次矿车失灵的事故后，他改做了二线工人。

5月24日上午，梁园回到矿区，走到职工餐厅门口，看到几个女人聚在一起哭，他的心揪了起来。

82人遇难，梁园难以想象这个数字。这里大多数工人都在40到60岁的年纪，最年轻的是30出头，有本地沁源县、长治市的，也有天南海北的外包工人——来自陕西、甘肃、贵州、重庆等。

梁园说，矿工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把孩子托举到大学读书，孩子长大成家，在城市中生活，面临着买房、结婚、生子，他们想赚更多钱来减轻孩子的负担，而他们的父母也已经七八十岁，身体都面临病痛。

职工餐厅旁边是工人宿舍，一座五层的灰色建筑。走进去，狭长的走廊空旷安静，灯泡裸露在外，墙面上尽是黑色的灰尘和擦痕。

这里遍布工人生活的痕迹。每个房间外面有鞋架，门上贴了对联，走廊里还堆放了体重秤、洗衣机，孩子用的水彩笔，有的门口摆放着花盆，里面有高高的绿植，走廊尽头晾着工人的衣服。

工人们的房内陈设简单，物品服务于睡觉、洗漱、换班后的短暂停留。四张铁架床摆在四角，床下是洗漱用的塑料盆，简易桌上摆着热水壶、烟灰缸。

5月24日下午，一些宿舍门已经上锁，一位工人说，幸存者中大部分矿工已经离开，少部分离家较远的外地人还在宿舍等待消息，梁园坐在自己的宿舍里抽着烟，怅然若失，他提到本次事故的遇难者都是上中班的工人，而当天他为了休假恰好倒换到了白班，跟死神擦肩而过。

梁园记得交接班时，看到开“猴车”的工友在上睡觉，就用手套打了他一下，把他叫醒。当他走出矿井时，下一班工人正好进入，梁园跟好几个弟兄打了照面，他一路边走边打招呼，开玩笑说，“走吧，不要进了，咱们去喝酒去吧。”他们说，“你等着啊，不要走，等下班后咱们一起喝酒。”

现在，“打招呼的五六个肯定都不在了。”事发后第二天，梁园收到矿上的消息，让他下井帮忙给救援队带路，他想帮忙，但也很犹豫，“我不愿再看到那种场景。”一位爆炸时赶回矿里参与救援的工人说，有矿工遗体被抬出来时难辨样貌。

“逃跑时拿出自救器，但有的没气了”

5月22日晚上7点，正在1号井工作面作业的工人王宇宙听到一阵轰轰声，“声音不对，感觉不是一般的放炮”，他和同班的工友立刻意识到出了事，迅速往外跑，他们戴上了矿上发的自救器——这是工人下井时必须随身携带一种呼吸保护器具。《煤矿安全规程》要求自救器防护时间≥30分钟，压缩氧型自救器上面有绿灯、黄灯、红灯，绿灯表示氧气充足，红灯多为压力过低或系统故障报警。

王宇宙逃跑时，发现有人的自救器显示了红灯，他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密封不好导致氧气跑掉了，尽管他们平时随身携带，但从来没用过，也没有定期检查密封性。

在长达约2千米的巷道里，毒烟一步步追了上来。跑出大概300米后，王宇宙感觉到有新鲜空气流动过来，因为佩戴呼吸器跑动很不方便，他就取下来继续躬身跑。

梁园告诉水瓶纪元，躬身跑是正确的逃生方式，因为一氧化碳密度略小于空气，泄漏后倾向于向上扩散，而贴近地面温度较低、有毒烟雾较少，氧气相对更充足。但他能想象到，慌乱之中，很多人都会忘记理论知识，本能地直立往外跑，如果迎着风流，相当于边跑边吸收有毒气体。

根据公开信息，当一氧化碳含量达到0.16%–0.32%时，人会在5到10分钟内昏迷，含量超过0.6%，人会在1到3分钟内意识丧失。梁园判断，逃生时跑得越快吸入的气体越多，倒地昏迷就会越快。能否成功逃生要依靠逃生能力、撤离条件和运气。

工人平时上下井都要坐“猴车”，逃生就只能依靠步行。王宇宙和工友经过一个下坡，再走到一个上坡，越来越费力，后半程，他们吸入了不少一氧化碳，步伐越来越沉重，想快跑也跑不动了。很多工人吸入毒气后陆续倒下，一名矿工昏迷后躺了一个多小时，自己醒了过来，他把旁边人叫了起来，继续出井。

幸运最终眷顾了一些人。王宇宙走的这条巷道风小，而且他们行动迅速准确，跑了2个多小时后到达井口，意识还算清醒，此时已近晚上十点，王宇宙看到，3号井口已有救援人员在不断进出。为了防止后遗症和迟发性的脑病，很多逃出的工人去医院接受高压吸氧治疗。

根据官方的新闻发布会，留神峪煤矿事故的直接诱因被初步判断为瓦斯爆炸。2024年4月15日，留神峪煤矿曾被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其矿井瓦斯等级为高瓦斯。公开资料显示，瓦斯爆炸的三个条件包括：一定浓度瓦斯（5%–16%）、足氧（O₂≥12%）、高温点火源（通常≥650℃）。

留神峪煤矿2号井运输工陈胜看来，煤矿安全“抓得很严”，他们被要求下井前带齐安全帽、矿灯、自救器、人员定位卡，而手机、点火物、化纤衣服都不能带。上班前开会时，队长会讲清当天去哪片区域、周边有什么危险，走路、站位、操作各要注意什么。但他认为，事故往往出在“一两个人不负责任”：比如瓦斯员不勤检查，就可能出大事。

一名在3号井工作的瓦斯员杨树林介绍说，瓦斯员的工作是每隔4小时测一次浓度，必须等到下一班的工人到了才能交接班。但留神峪煤矿的工作面增加后，瓦斯员人数不足，他有时需要一个人负责两个或三个工作面，但他强调，“两个地方离得近，不会有什么隐患，只不过需要走得快一点。”

留神峪煤矿56岁的掘进工人李洲提到，他们接受过培训，对于逃生的理论掌握得很清楚——发现气味，带起自救器，或者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但他强调，培训对于新工人作用有限。“很多都会麻痹大意的”，而且事发突然，跑错方向的后果很严重，换句话说，“在瓦斯爆炸的瞬间，没有经验的人往往跑不赢冲击波。”

工人们掌握的逃生知识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在李洲看来，爆炸发生时最佳选择通常不是逃跑，而是躲进横向的巷室，“这是因为冲击波不会拐弯，所以只要躲进横向的巷室就能避开。”

但根据《煤矿安全规程》，撤离原则是第一时间判断风流方向，迎着进风侧（新鲜风流）快速撤离，仅当撤离路线完全被阻、自救器有效时间不足、或高温和高浓度毒气直接威胁生命时，才进入正规设计的永久性避难硐室。

杨树林认为留神峪煤矿和当地其他煤矿差不多，工人们安全意识并不强。比如规定某个操作流程要经过多少个步骤，工人们可能会跳过某一步程序，“只要不是太严重，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几年前，杨树林的父亲就在留神峪煤矿亲身经历过一次瓦斯爆炸。他记得，那次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2人受伤严重。关于事故原因，他听到的说法是“打雷闪电引起的火花”，伤者收到矿上的赔偿后离开了，杨树林的父亲也被爆炸冲击波冲到了，但他没有大碍，因此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工作。

但在官方的公开信息和报道中，留神峪煤矿此前没有瓦斯爆炸的历史记录。而企查查信息显示，自2017年起，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共被行政处罚6次，罚款总金额达到51.58万元。2025年7月，因工人未穿反光工作服入井，罚款3万元；2025年12月，因“猴车”急停保护失效、顶板无支护等安全隐患，罚款2万元。

“暗面”作业：无资格证、无定位卡、封堵增加爆炸风险

梁园在山西当了将近30年矿工，他告诉水瓶纪元，为了多盈利，几乎每个煤矿都有“暗面”——这是煤矿未向监管部门备案的采煤点。

2024年2月，山西省发布开展煤矿“三超”和隐蔽工作面专项整治的通知，其中整治的重点内容包括：超能力下达生产经营指标情况；煤矿超能力生产情况；超水平超头面组织生产情况；布置隐蔽工作面情况。

李洲就在留神峪煤矿的“暗面”工作，他说，现在国家控制得严，你稍稍一点儿不对头，就给你停下来。在煤炭价格不景气，正规产量又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暗面”开采成为增加产出和利益的首选。

40岁的张平在留神峪煤矿3号井的“暗面”作业，主要生产2号主焦煤，他提到，“暗面”的出煤量少于“明面”，但煤的品质高，“据说能卖到2000块一吨，其他煤则是几百块一吨。”

今年2月，张平经人介绍来到留神峪煤矿，跟矿上签了合同，他分不清自己是正式工还是外包工，只知道矿上每个月给他交三险，至于哪三险，他也说不清。梁园提到，三险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下矿作业后，张平才知道自己所在面是“暗面”，他说和正常作业的“明面”相比，“暗面”的作业设备更加老化，总三天两头出问题，不合规，危险性更高。他试图打听能不能换到“明面”作业，但最终因“明面不缺人”换队失败。

每次下矿时，张平只能将安全保障寄希望于携带便携式检测仪的安全员，希望他们能及时监测出矿下异常。今年4月，张平和工友作业时，检测仪检测出矿下回风流中甲烷浓度超过1%，他们当即断电停工，撤回矿上。

张平提到，面对上面的安全检查，留神峪煤矿已经摸索出一套逃脱办法：检查时间通常在周一至周四，他们会把主巷道通往“暗面”的洞口用石头堵死，再用水泥和沙子砌成墙，伪装成废弃的工作面。到了周五后，他们再拆除墙，让大型机械进洞作业。

每当洞口堵死时，“暗面”矿工都会从其他巷道绕行一圈，到达作业面工作。砌墙时间很快，一两个小时就能抹完，张平说，“领导走到大门那里通知我们，他们下井前就能砌完。”有时检查领导来得急，他们会被临时通知停工，检查结束后，再开启这些洞口。

长期从事煤炭开采的秦建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同样提到，暗面“封闭”所使用的井下喷浆已经非常成熟，十几平方米的轨道运输巷道断面，只需要10到20分钟就能封住。“可以说，‘暗面’已经形成一套独立的系统。”

秦建林还提到，这种频繁的封堵非常致命。“巷道一堵上，风就进不去了，形成无风或微风状态，极易造成瓦斯积聚。而且还要临时断电，检查结束再把电打开，这在井下叫“一风吹”。墙一打开，风瞬间涌进去，提供了充足的氧气，加上里面已经积聚的高浓度瓦斯，此时如果工人有任何违规操作产生高温火源或火花，瓦斯爆炸的三个条件瞬间凑齐，就会引发爆炸。”

李洲进一步解释了巷道未封闭时的瓦斯预警过程——正常情况下，作业面不密闭、不停风，不停水，风循环使瓦斯无法聚集，作业时瓦斯浓度一旦超标，马上就会断电停止作业，处理完排除风险后才能继续工作。

但在事发前，因为遇上安全检查，李洲已经有近一周没有上班了，而“明面”的工人还在正常作业。李洲提到，井下一般是机器作业和采掘石头发生碰撞时，有可能出现火花——这会为瓦斯爆炸提供条件。

多名工人证实，部分“暗面”的工人没有山西省应急管理厅认证的专业证件，没有经过培训持证上岗。杨树林今年春节后入职留神峪煤矿，他并未取得瓦斯员相关的证件，但他辩解说，自己懂得操作方法，而且井下有师傅带。

根据《煤矿安全规程》，所有下井人员必须随身携带井下人员“定位标识卡”，系统应能实时、精准显示人员所在巷道和工作面，实现实时追踪、超员自动报警并禁止超定员入井，并用于应急搜救与动态监管。

暗面工人都没有被配备“定位卡”，张平说，“所有佩戴定位卡的工人都会在地面的监测屏幕上显示作业点，如果我们佩戴了，就会被查出来在暗面开采。”

杨树林在“明面”工作，但因为没有持证上岗，他也没被派发定位卡。杨树林说，工人没有定位卡是常态，他每次下井时也不会登记名字，“只要不影响我们下井，能正常上班，那些小事我们也不会过问。”

发生事故后，救援人员搜救时无法定位到没被派发定位卡的遇难工人的具体位置。李洲已经接受了这种现状，他甚至设想了很多可能性来消解定位卡的重要性，“一旦发生爆炸，冲击波会把定位器也冲坏，还是找不到人。虽然没有定位卡，但下井的人数，矿方内部是知道的。”

梁园告诉水瓶纪元，在留神峪煤窑“明面”作业的大多数都是本地工人，而暗面大多数都是来自外地的外包工人。他们主要是通过熟人介绍，或者跟着外包队工头过来。陈胜说，总体来看，外包人员的工资水平通常比本地矿工高两三千，“待遇不开得高，人家那么远不愿意来。”

李洲还提到，本地工人和矿上签合同，有五险一金，但外地人都是和承包项目部签的合同，只有意外险等两三种保险，具体是哪些他也不清楚。

矿难往事

梁园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矿难的模样了，事故唤起了尘封的记忆，他想起很多过去下井作业时重伤和遇难的工友。

1998年，他在山西吕梁刚成为煤矿工人两年，临近的矿发生了一场瓦斯爆炸，导致6人遇难，事发后他参与现场救援，一进去就看到惨烈的场景，“有的天灵盖都掀开了，有的双腿没了，有的双腿叉到了肚子里，有的窒息死亡，（胳肢窝）这个地方鼓起大包。”这些都是他的矿工弟兄，救援时梁园没感到害怕，他把他们的尸体一个个背了出来，但是越往上走，他越觉得后怕。

十多年前，他的发小又死于一场“透水”事故。当时山西小煤窑很多，发小工作的煤窑在跟临近煤窑打通时，突然大水淹了过来，工人才得知对面的矿山已经被采空了，注满了水。发小看到发水了，就拼命往地势高的地方跑，但那是水来的方向，一下就把他冲倒了。

事故中只有发小一人丧生，他去世时才30出头，梁园说他太聪明了，但是不够幸运。一些年龄大的工人没跑出去，但等到水位快淹没他们的时候，忽然停止不涨了，因为两个矿山的水位持平了，形成了一个连通器。

梁园还见证过两次运输事故。2001年，他跟一个老家的工友在春节后返工，工友的妻子和母亲有隔阂，吵架吵得不行，妻子打电话让他回去，工友上班时跟梁园谈起此事，梁园感受到了他的情绪，“心不在焉的”。

临近下班时，井下矿车忽然不受控地“跑”了，撞向工人，沿路的工人快速躲开了。梁园记得，这名老家的工友当时背对着矿车，没来得及躲开，3吨重的矿车瞬间从他身上压了过去。车停下来后，几名工人冲上前，他的裤子盖住了受伤的腿，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受伤情况，以为问题不大。

但他说自己没有知觉，站不起来了。一名工人捡起他的水鞋时，忽然看到里面有一只被截断的腿，吓得大喊了一声，把水鞋扔了出去。梁园说，大家这才意识到，他的腿没了。

工人们把他安置在地上，找了个带子系住他的大腿，给他做简单的止血包扎，然后几个人轮替着背着他，有人拿着断腿，一步步走出矿井。梁园至今记得，他的妻子接到通知后到达矿山，边哭边后悔地说，“不该跟他妈妈生气，影响他的心情。”

30多岁时，梁园当上了矿工队队长。有一天井下忽然传来消息，矿车在斜坡上没有挂好绳子，自己“跑了”，他连工作服都没换，穿着皮鞋、牛仔裤，冲进井下。这支队伍有十人，都是梁园熟悉的乡邻，当时的代班长还是他的小舅子，他非常害怕，“如果出了事，没办法跟家里人交代。”

到了现场后，梁园发现车子已经被拦住了，没有伤到人，只是把皮带撞坏了。梁园悬着的心瞬间放下了，但他一低头，发现自己尿了一裤子，他担心工人和领导看到自己的窘迫，于是一屁股坐到井下的水沟里，把自己的裤子全部打湿，以此掩盖。矿上派的救援人员来的时候，梁园腿软得站不起来，别人把他扶起来拉到车上。

这次事故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1000多万，事发后，矿上对身为队长的梁园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后来梁园只能离开这家煤矿，经过一个战友介绍，又来到留神峪煤矿，十三年来煤矿的安全系数提高，他再也没经历过矿难，直到这次。

事故发生后，家人朋友担心，工友们后怕，都来询问他的安危和表达恐惧。他也觉得后怕，“又重新认识了一下这个安全问题。”梁园说，他见证过的事故中，一氧化碳窒息而死是最痛苦的死法之一，“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还不如瞬间被炸死。”

但即使有风险，他还是坚持，“下井肯定要下井”。他已经在这行30年，难以轻易离开，他对煤矿有感情，这也是他最熟悉的专业领域，能发挥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好的企业招聘控制年龄和文凭，即使是在煤炭行业，现在招工都倾向于想要年轻人，但现实情况是，“年轻人不愿意干，老人又不想用。”

疫情之后，各个行业都在走下坡路。梁园听说，建筑工人都不好做了，而煤炭行业还能月月开出八九千的工资，“最起码还房贷车贷不逾期。”

据山西省长治市及事故救援指挥部确认，留神峪煤矿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任铁柱及相关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梁园不知道未来公司命运会怎样，出事之后，他给两个熟悉的山西矿长打电话求助，“你们给我找找工作吧。”对方却回答说，“你这年龄怎么安排你，虽然我们是矿长，但上面还是有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上面还有矿务局。”

为了生计拼命

事发后，一些矿工聚在桥头聊天，他们焦虑于还没到手的工资，老板被抓后，没人告诉他们什么时候结算、怎么解决，留神峪煤矿工资一般会压两个月发，三月份的工资大家都还没收到。

长远来看，比起对安全的担忧，他们更担心煤矿整改、停产甚至关闭后的生计，“矿一停，打工的、坐办公室的，这里一大半人都要失业。”李洲也说，事故发生后，比起害怕，他更忧虑拿不到钱，“下矿的人，都是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的嘛。”

作为外包工人，他不敢轻易离开煤矿，他跟着的承包小工头是浙江的，大老板还没来，他说，“给我个条子（借条）也行，我都放心走。”

李洲年轻时会修车、开挖掘机，后来做机械买卖生意赔了。年轻的时候他也不愿意下井，当时是炮采，太不安全。直到改成机采以后，安全性提高了，他才决定转行。他下井十多年了，过去在河南、贵州、陕西多地的煤矿工作过，今年3月，他在包工头介绍下来了山西，“几个地方工资都差不多，现在行情不好，老板都压修理工工资。”

他的儿子31岁，女儿28岁，儿子今年结婚生子，李洲刚刚帮儿子把房贷结清。他说，“不然他们都养不起孩子，现在的钱都不好挣，人也很物质。又流行要讲在城头去住，物管费、水电费，哪样不要钱，如果工资一断。住城头都待不起。”

李洲还交着200元的农村养老金，他不知道以后能返多少，只知道不能断，“断了之前的都白交了。”他原本计划再下井三两年，攒够二三十万就回去养老。现在计划被打破了，他今年56岁，已经属于超龄农民工，在哪里都找不到太好的工作。

陈胜是上庄村本地村民，他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矿就在家门口，上班方便，不必外出打工。但因为有风险，村里真正下矿的人不多，多数人另谋生计，“能不下井就不下井。”

十几年里，陈胜的收入从四五千涨到如今八九千、一万左右。他觉得矿上福利待遇不差，劳保、奖金、节日福利都有，但这次事故断了他稳定的生计， “我们都是平头百姓，还要生活，出这么大事，接下来怎么生活？”

“暗面”工人张平老家在山东菏泽，家中有两个儿子，老大16岁，老二12岁，妻子没有工作。当矿工前，他在天津、新疆等地做建筑工人，干完活后工资常常被拖欠数月，最长的一次被拖欠了两年，他受不了后离开了。

2016年，他开始下矿，几乎全年无休，除了过年，张平从不回家。此前他曾在山西介休市一家小煤矿工作，每月工资到手一万一千元左右，他给家里寄去一万元，自己除了吃饭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几乎没有其他花销。今年2月，他经人介绍来到留神峪煤矿，这里每天工资五百块，比上一家煤矿高出一百块。

从来到矿上到现在为止，张平还没拿到一分钱工资，“原本说这两天发，突然出了这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很多工友已经回家了，张平依然在职工宿舍等待着，他希望救援结束后，矿上能把缓发的工资给他，到时他先回家休整一段时间，再做打算。

90后山西人阿林是矿工的孩子，她家族里的几代人都一直跟煤矿打交道。阿林觉得山西人对煤炭的感情很复杂，煤炭为矿工带来撑起一个家庭的底气，但它本身又太过危险，会夺走矿工的生命。阿林不愿让父亲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但如果父亲不下井，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开销用度就无法解决，她现在也没有能力养活父母。

阿林回忆起小时候，常听大人说，“但凡能吃得起饭，绝对不想让孩子去干这个。”但这几年，年轻人就业困难，当矿工成了为数不多的出路，很多山西的本科生、研究生都被迫从事这个行业。她说，对于考不上正式工作的毕业生来说，挤破脑袋都想花钱找关系去矿上上班。

阿林的男朋友一路闯过笔试、面试、体测，才考上了这么一份“灰头土脸”的工作，阿林很清楚，“这份工作完全就是年轻时候拿命换钱，老了拿钱换命，”

阿林的经验里，山西大部分女孩都跟自己处境类似，父亲是矿工，最后也嫁给一个当矿工的男人，从担心父亲慢慢转换到担心丈夫，而未来，“有可能自己的儿子也会再次踏入这个行业。”

我的矿工父亲

5月23日上午10点，26岁的李李在手机上看到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她的父亲就是留神峪煤矿的工人。李李在外工作，并不清楚父亲的班次，立刻往家里打了视频电话，得知父亲因上早班躲过一劫后，她才松了口气。而视频那边，父亲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眼圈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些遇难的同胞，父亲大多认识，有的是共事多年的老工友，有的是一起抽烟聊天的兄弟。他们和父亲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柱，却在一夜之间，家庭破碎，天人永隔。

李李一家是沁源县人，她介绍说沁源县有五大煤矿，父亲的两个兄弟、李李身边的同龄人大多都选择在煤矿上班。沁源县交通闭塞，至今还没开通铁路，李李初高中时没有出过县城，高考后她才去太原上学。她做梦都想县城里能通火车，每次回家坐着大巴车开过坑坑洼洼的国道，她总会晕车。

上大学后，李李和外省人提到自己来自山西，大家会自动联想到“煤老板”，但李李的印象里，山西的形象是年纪轻轻就进煤矿打工的人，是拉煤车开过的黑漆漆的国道。

父亲在煤矿工作了整整30年，从小时候有印象起，父亲每次升井回家，李李都会看到他浑身乌黑，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白牙，格外显眼。她形容，“他的眼眶永远洗不干净，煤灰嵌在皮肤纹路里，怎么搓都搓不掉，好像天生的印记。”

煤矿的作息，从来没有“规律”二字。早班、中班、夜班，三班倒，昼夜颠倒，父亲的生物钟早就乱了。除了过年的几天，他几乎全年无休，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他都要下井干活。李李说，这些工人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不敢停下，“他们不是不想休息，是不敢休息，也不能休息。一家人的生计，老人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都靠这份工作支撑。生怕一停下，生活就会崩塌。”

父亲每月到手工资在8000元上下。李李说，除了下井作业看到的黑色，父亲的生活没有太多颜色，他每天下班回家都带着黑眼圈，吃完饭就躺在床上。

长期井下工作让父亲患上尘肺病，他的肺上长了不少结节，李李知道这个病没办法根治，将伴随他一生，但尘肺病又难以被认定为工伤，父亲根本拿不到工伤赔偿。李李查过数据，山西是煤炭大省，尘肺病发病率高达10.3%。

父亲从来不会在家里主动说下井有多苦、多危险。从小到大，李李不太了解父亲具体的工作流程，虽然她会听父母讲起附近哪里矿山出了事，但她无法感同身受，直到李李十几岁时，父亲因意外在矿下被截断了一个脚趾头，她才意识到父亲工作的危险性。

李李也从未去过父亲工作的地方，她只在网上刷到过工人下井的视频，一想到父亲就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环境下度日，她就忍不住哭。

这次事故后，李李在报道里第一次知道“猴车”这个词，那是煤矿井下的架空乘人装置，用来运送矿工上下井，矿工就坐在吊椅上，像猴子一样被吊在半空，在漆黑狭窄的巷道里滑行。得知这些信息时，李李瞬间红了眼，她不喜欢这个词，“他们不是猴子，是父亲、丈夫、儿子，是撑起一个家的人。”

父亲的3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度过，而母亲的30年则是每天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父亲上午班时，常常半夜回家，他在井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母亲都坐立难安，她会盯着墙上的钟，等着报平安的电话。父亲要是回来晚了，母亲总是一个电话接一个地打过去。这样的夜晚，李李和妹妹也无法安心入睡。

李李小时候，老听到母亲反复强调：“以后千万别嫁给矿工，太苦了，太险了。”那时候李李只觉得妈妈太唠叨，如今长大，她才懂这句话里藏着多少恐惧和心疼。

李李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妹妹目前在一所211院校读研，家中的房贷刚还完，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姐妹俩可以实现妈妈期盼的“不去嫁一个在煤矿上班的人”。父亲也打算离开煤矿另寻工作，但半年前妈妈突然查出胃癌，昂贵的医药费让一家人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

父亲继续下井工作，李李姐妹俩则在抖音做账号，靠跳抖舞和橱窗带货的佣金补贴家用。矿难发生后，一家人既为劫后余生感到后怕，也不免因父亲停工在家而担心母亲的医药费。对李李一家目前的情况来说，除了依靠父亲下井，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

事故后，李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今天，我的父亲侥幸平安，可还有多少家庭，永远失去了他们的父亲、丈夫、儿子？还有多少矿工，依旧在危险的井下，艰难求生？他们让万家灯火通明，但山西人却在矿井里面暗无天日，一辈子也走不出来。”

看到山西沁源的爆炸事故，26岁的小齐一下想起18年前的那场矿难，当时她还在读小学，38岁的父亲正在山西做矿工，那是全国人都在欢呼雀跃的2008年，大家在筹备北京奥运会，她父亲在计划着归家的日子。

她记得，爸爸跟妈妈说5月18日上班结束了就回家，结果就在工作临近结束时，突发事故，他再也没上来。事故细节小齐记不清了，只听说是煤矿上的蓄水池塌了，混合着瓦斯爆炸，那个班的工人无一生还，下一批去接班的工人也差点没出来，在小齐老家的村子里，事故一下带走了3个人。

小齐都快忘了最后见到父亲的那幅画面。父亲躺在殡仪馆的一个狭长的冰柜里，穿着黑色衣服，闭着眼睛，嘴抿得紧紧的，安安静静的，只露出一张被水泡浮肿的脸，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我差点没认出来，我也不晓得什么心情，我当时都忘记了哭。”

后来，小齐一直无法在官方资料里找到那次事故的相关信息和文字记录，她也下意识想要逃避，不去回想令人痛苦的细节。日后大大小小的矿难依然层出不穷，小齐尽量不去关注。直到看到留神峪矿难后，她下定决心回溯父亲的事故，于是断断续续地托亲人打听消息，终于拼凑出了矿难发生地——山西宁武县阳方口火烧湾煤矿。

父亲去世后的那些年，小齐不敢当着妈妈的面哭，总是一个人偷偷想念、偷偷哭泣。她甚至开始责备自己，她想起小时候亲戚邻居们经常逗她，”要是爸爸妈妈吵架了，你跟谁啊”，她回答“我要妈妈”，父亲走后她问自己，“所以他是不是怪我没有选他，才一走了之。”成长的过程中，小齐每次看到电视剧里的角色参加保密工作，要隐姓埋名，躲开所有人，她就开始幻想，“爸爸是不是也去做了这样的工作？”

18年过去，小齐的悲伤和记忆好不容易淡了，“就快要藏住、藏稳了。”然而就在前几天，她刷到了这次矿难的新闻，开始她只看了一眼，得知遇难人数是50人，她逼着自己滑走了，但死亡数字没有停止，一直在增加，最终停留在了82人。82个死者，82个破碎的家庭，“我实在是无法漠视我那尘封的记忆，喷薄而出。”

（文中受访对象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