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零工：亲历者的“南三和”与“北马驹桥” 对照观察记

2026年5月，《马驹桥的时间》出版，再次引发公众对零工市场及零工群体的关注。八年来，作者丛瑞安持续深入北京马驹桥劳务市场，做日结、现场观察，并长期潜伏于零工微信群。与此同时，本文作者自2017年起持续关注深圳三和的打工者，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观察和记录。街头劳务市场正在消失，但外界对零工群体的刻板印象并未消散。一北一南，两位作者以多年田野经验为基础，对照北京与深圳两地劳务市场的演变，试图还原真实的零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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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在互联网上关注到丛瑞安，开始阅读其微信公众号连载的《北京观察记》和《北京体验记》。2018年10月，丛瑞安第一次走进北京马驹桥劳务市场，此后八年间多次前往，做日结数十次。他把打零工的经历和对马驹桥的观察写成了《马驹桥的时间》，于今年五月出版。

外界对马驹桥的打工者常有两种极端化的认知：要么进行道德鄙夷，给其贴上“懒惰”的标签；要么刻意拔高或浪漫化，将其想象成拒绝内卷的自由人。《马驹桥的时间》试图打破这一刻板印象。在丛瑞安看来，他们只是一群打零工的普通人，而且内部参差多态。他希望，这本书能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同时让人反观自身的生存处境。

《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丛瑞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图_网络）

阅读这本书时，我不断想到深圳三和。多年来，互联网上一直流传着“南有三和，北有马驹桥”的说法，两者几乎成为中国零工市场的代名词。“三和”并非地名，而是民间对深圳龙华区以景乐市场为中心、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的统称。丛瑞安的观察，同样适用于这里的打工者。他们因媒体报道和日本NHK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1]而广为人知，后来又被互联网符号化为带有都市传说色彩的“三和大神”。

我从2017年起持续关注这一群体。彼时，景乐市场片区因流动人口聚集、环境脏乱差、劳资纠纷频发和灰色产业滋生，成为当地政府专项整治对象。2020年，借由对新冠疫情的封控，三和人才市场被彻底关闭。随后，相距不足1.5公里的龙华汽车站，逐渐成为外界眼中新的“三和”。

龙华汽车站素有打工者“来深第一站”之称。与当年的三和人才市场类似，在其鼎盛时期，它是珠三角最大的蓝领劳务市场之一，聚集着数十家劳务中介、招募日结的工头，以及提供廉价床位的简易旅馆。

这样的劳务市场并非京深两地独有。民间总结的全国零工聚集地，还包括苏州昆山中华园、上海车墩、广州东区、郑州二马路与成都九眼桥。他们被戏称为“大神基地”，勾勒出一种游离于正规就业之外、活在城市边缘的底层零工生态。

不过，这种由自发劳务市场支撑的零工生态，如今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随着“灵活就业”逐渐取代传统“打零工”的说法，一个规模庞大的就业群体正在形成。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者高达2.8亿，预计2026年将增至3.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四成以上。灵活就业，已从就业市场的补充，变为“重要支柱”。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政府加快了对零工市场的整治和规范：过去自发形成的非正规劳务市场，或被关闭、或被改造成政府主导的正规市场。

北京马驹桥与深圳三和，正是其中的典型。马驹桥经过整治，目前是一个半官方管理的零工市场；龙华汽车站则重演了三和人才市场的命运，今年3月被关闭。如今，车站大楼下的劳务中介已全部撤离，“龙华汽车站”的公交站名也被彻底抹去。

曾是珠三角最大蓝领劳务市场之一的深圳龙华汽车站，已于2026年3月14日正式停业。（图_深圳微时光）

然而，街头劳务市场被整治后，外界对零工群体的刻板印象并未随之消散。关于他们，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理论建构，媒体偏爱传奇人物与戏剧性叙事，短视频则进一步强化了猎奇、景观化的传播。这种降落伞似的外部视角很难深度进入一个流动且复杂的群体，揭示其内部复杂性和结构性问题。

正因如此，《马驹桥的时间》这本基于“内部人”视角的著作，才能在出版后引发公众对零工群体的广泛关注。与丛瑞安在北京马驹桥做日结、现场观察、闲聊，还持续八年潜在零工微信群相似，我从2022年夏天起游荡于深圳龙华汽车站，通过劳务中介三次进厂做临时工，跟着工头做了近40次日结，也加入了无数中介招工群和零工聊天群。从北京马驹桥到深圳龙华，两地劳务市场的演变与零工群体的真实生存图景虽然同中有异，但多年田野经验仍让我形成了与丛瑞安一致的判断：中国零工需要被重新认识。

“抢日结”与不稳定的日常

丛瑞安在马驹桥找的第一份日结，是食品厂冷库搬运工。这份工作比较轻松，上工11小时140元。第二次去是2018年“双十一”期间，他找到一份快递公司的物流仓库临时工。这一天，他做了分拣、扫描等不止一种工作，把快递件从一堆扔到另一堆，而且“无论水果、生鲜还是易碎品”，要做的只有一个“扔”字。期间，繁忙的工作节奏使得临时工们无法聊天，唯一能听到的言语就是负责人和长期工“无时无刻不在响起的训斥和催促声”。

这次日结12小时200元（中间有近一小时吃饭休息）。下班后，丛瑞安浑身酸痛了数日。“除非到了各种电商购物节因而快递工价高涨时，或者手头实在没钱了，大部分打工者是不情愿做快递临时工的。”丛瑞安在《马驹桥的时间》中写道。

之后，他在马驹桥还做过绿化、安保、工厂、餐饮等类型的日结。从工种来说，物流分拣之类的活最被临时工嫌弃，因它不仅是高强度体力劳动，还要跟上流水线的速度，否则就会积压货物，本质上把人当机器。一些低端型工厂也是如此。

资料图片：物流仓库内的分拣工作。由于劳动强度较大，这类岗位在临时工群体中往往不太受欢迎。（图_网络）

我第一次听说马驹桥则是在2015年。那时我在北京，一位刚来这座城市的朋友去了马驹桥，说起那里能找到各种体力工作。但直到2019年6月，我才在这里体验了一次日结。

那是一次印刷厂的夜班。我负责搬运流水线上传送过来的书籍，再把书码到货板上，直到高度接近我的身高。

这些书中有小册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教辅书《5年高考3年模拟》。一开始，由于书籍边沿锋利，我在搬运时被划破手指，血哗地流出来，沾到书上。临时工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正式工带我去缠了创可贴后，我继续干活。

这个岗位需要一直站着干活。前半夜我还能忍受，到后半夜，流水线永不停歇地运转让我恐慌，时刻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旁边一起干活的中年大哥不断犯困，看起来快要睡着。我已经忘了经历怎样的煎熬，直到天亮。别人都已收工准备下班，我们却还在不停地干。大哥不断地小声怒骂管理我们的正式工。过了许久，我俩终于下班。

这一晚从晚上八点半干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170元，午夜吃饭休息近一小时，下班后管了一顿早饭。我不但手指被划破，小臂也被割得到处是划痕。

人生中的第一次日结，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回忆。事实上，不好干的日结除了工作强度大、工作过程不自由这些生理上的消耗，有的还会在精神上折磨人，比如工作过程中被管理者催促、叫骂。2021年有一次，丛瑞安去了一家药厂做日结。虽然强度不大，但他感受到了“严厉和侮辱性的监督和控制”，于是只干了半天就跑路。临时工往往会因各种原因中途跑路，绝大多数无法拿到工资；丛瑞安比较幸运，拿到了半天工资。

如果给日结一个定义，狭义上指工期一天、下班就结工资；广义上也可以是工资日结，但工期数日或超过一周，介于日结与月结之间。就广义日结而言，为了确保用工稳定，实际操作中工头会先押几天工资，之后每天发一笔钱，直到工期结束才把工资全部结清。

在龙华的这些年，我做的都是狭义日结，如酒店服务员、服装店打包、智能手表运动测试、保安、工地杂工、物流分拣、中英街带货、导游副班、会展充场、卖血、医疗器械志愿者、工厂普工等。大部分日结上班时长为10小时至12小时，工资100元至200元。我共做了近40次日结，其中保安最多，达14次。

丛瑞安做得最多的日结也是保安。无论是在马驹桥还是龙华，保安都是临时工们最喜欢的工作。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保安工作轻松，可以摸鱼玩手机。

日结的时薪充满了各种变数。即便是同一家用工企业和工种，不同中介、不同时间段都会有不同的工价。以长周期来观察，从2018年至今，马驹桥和龙华大部分日结的工资在一二百元之间，平均时薪极少超过20元，更是几乎从未达到同期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时薪标准。

以快递物流行业为例。2023年1月，我做了一次极兔快递分拣，时薪20元。2025年6月，我又做了两次，一次在顺丰仓库，时薪17元；另一次是“618”当晚在京东仓库，时薪18元。彼时深圳的最低时薪分别为22.2元和23.7元。

值得注意的是，时薪高低有时会失去意义。日结一般都是早晚两次招工。有的工时为十至十二小时，但时薪较低；有的时薪高，但工时只有半天。劳务市场在一些特殊时期会有12小时到24小时的活儿，比如保安，总工资能有二三百元。

是选择时薪高但工时短的，还是选择时薪低但工时长的？后者的工资总额往往大于前者。丛瑞安在书中写道：“挑活儿不是一道有多个选项、可以慢慢斟酌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又一道飞速闪过的判断题。”

资料图片：2025年3月27日，“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在微信上线，支持用户在微信内搜索零工招聘信息。在此之前，微信群及朋友圈已成为零工务工者应聘日结工作的重要渠道。（图_网络）

我常常听到“抢日结”的说法。日结工需要考虑的还有通勤时长，一天只有一次选择机会，选了一个就会失去另一个。工时、工价、工作强度的筛选都需要在一念间做出判断。

现实中，好干的活儿不好抢，比如保安；不好干的活儿很少人报名，比如快递物流。丛瑞安写道，在马驹桥，“人多活少”和“人少活多”并存。这种现象在龙华同样如此。近些年，随着日结招工趋向微信群或朋友圈，好活往往一发布就被一抢而空。

就零工群体而言，“干一天玩三天”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在收入和劳动过程上很难站得住脚，不稳定才是常态。

街头劳务市场的运转逻辑

在今天，很多日结兼职都可以在互联网平台找到。面向白领群体的兼职尤其如此，因为它需要体面的穿着，或专业技能和特殊要求。而在街头招工的日结，往往是可替代性强的劳动密集型体力活。

这种街头劳务市场的形成，与当地产业形态和用工制度密切相关。

马驹桥劳务市场位于北京东南六环附近，指的是以通州区马驹桥镇商业街十字路口为核心的招工区域。这里紧邻亦庄经济开发区，附近聚集着电子、汽车、食品、医药等制造业，以及大型物流集散中心。

经过数十年发展，马驹桥逐渐吸引了劳务中介聚集，招工范围辐射京津冀。2023年2月，《新京报》一篇题为《马驹桥迎来招工季》[2]的报道称，“劳务一条街”沿街200多米聚集了30余家劳务中介，加上周边城中村的廉价住宿与饮食，引来了大量外来打工者。

2025年7月，天还未亮的马驹桥十字路口，聚集着前来务工的人们。（图_纽约时报）

深圳三和的形成，则与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定位有关。龙华作为深圳传统制造业重镇，大量用工需求催生了劳务中介行业（最早叫职业介绍所）。2005年前后，龙华景乐市场对外招租，各类人力资源公司陆续进驻，其中最知名的是三和人力集团。民间因此把这片区域泛称为“三和人才市场”。

与马驹桥类似，除了密集的劳务中介，景乐市场周边也有众多生活成本低廉的城中村，尤以景乐新村为最。

两地不同的是，深圳龙华的劳务中介高度集中，规模庞大，逐渐形成了集团化经营。其业务和门店不仅遍布珠三角，甚至延伸至广东省外。景乐市场时期，正规劳务中介与“黑中介”一度并存。2017年当地政府启动整治后，一批“黑中介”被清理。景乐市场于2020年被关闭，两年后我进入龙华汽车站劳务市场时，现场设点的劳务中介大多已是龙华区人力资源协会会员，业内称其为“品牌人力资源”。

2018年8月，深圳市龙华区景乐市场，海新信人力市场前人群熙熙攘攘。（图_端传媒）

相比之下，马驹桥没有一个具体的市场，劳务中介普遍规模较小，并且沿街分散经营。两地形成差异，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圳制造业用工规模显著大于北京。

三和与马驹桥因日结而闻名，但很少有人长期只做日结，因为靠此很难持续维生。更多时候，他们会做短期临时工攒钱。比起学界和媒体习惯的“日结工”这一称呼，“临时工”才是打工者对自己最直观的定位。

临时工是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而“临时”二字，注定了他们必须不断与劳务中介打交道，并被卷入一套极其复杂的用工制度之中。

三和与马驹桥劳务生态的形成，事实上与2008年以来劳务派遣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根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封小郡的研究，2008年《劳动合同法》及随后《社会保险法》等保障正式工权益的法律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增加。其中，正式工五险一金及裁员成本增幅明显。为了获得更灵活的用工空间，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大量采用劳务派遣。

为防止企业滥用劳务派遣，2014年实施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3]设置了派遣工不得超过企业用工总量10%的红线。然而，它客观上又促使不少企业转向业务外包等其他灵活用工方式，由此出现大量“假外包、真派遣”现象，即以业务外包的方式规避10%比例限制，实际按派遣工管理。在业内，这一做法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其结果是企业实际使用派遣工的比例远超法定红线。也因此，不少劳动法研究者认为，这一系列本意在于保护正式工的法律法规，在强化正式工劳动保障的同时，客观上推动了派遣工群体在2008年后的持续扩张。

龙华汽车站的劳务中介主要为制造业、跨境电商物流仓库与外卖平台招工。正式工岗位虽有提供，但极为罕见；绝大多数仍是临时工。打工者与劳务中介——人力资源公司与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在法律意义上属于派遣工。

龙华汽车站内的劳务中介广告，主要为制造业、跨境电商物流招工。（图_深圳微时光）

制造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主因是订单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淡季用工少，旺季用工陡增。以富士康等大型制造业的一线普工为例，派遣工工期通常只有数月，与订单变化直接相关，工期满后必须离职或转正。使用派遣工，工厂既避免了承担裁员成本，也能控制正式工比例。因此，派遣工对应的，是一种制度性的不稳定就业。

这套制度之所以能被打工者接受，是因为旺季往往伴随着更高的时薪或稳岗津贴（稳定入职数月后的一笔奖金） ；即便淡季，派遣工的到手收入也常常高于正式工。

高收入的代价，则是签署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以及陷入“跑路—进厂—跑路”的无尽循环。我曾四入一家大型代工厂，第一次做了三个月正式工，后三次通过三家不同中介做派遣工。在厂里，大多数派遣工都冲高工价而来，鲜有人想转正。而在一次次“跑路”后，真正攒下钱的人凤毛麟角。

如果把派遣工也纳入广义零工范畴，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丹丹对某制造业派遣工平台的研究，2019年至2024年，制造业零工呈现出就业稳定性低、年轻化、教育程度相对高等特点。制造业吸纳了大量短期、高流动性就业的同时，使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者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面临挑战。

如果说，派遣工是企业临时用工的主体，那么在由企业、劳务中介与临时工共同构成的灵活用工体系中，日结工通常处于最末端，也是最脆弱的一环。

大型工厂通常不会招聘真正意义上的日结工。采用日结的，多为培训成本低、替代性强的岗位或临时项目。在龙华，最常见的日结岗位是物流（分拣、扫描、打包、装卸车）、保安和工地杂工；马驹桥情况类似，日结岗位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

大型劳务中介更倾向承接长期稳定合作的项目，较少依赖日结业务。真正大量招聘日结的，往往是小中介，最常见的是工头，即私人中介。

对临时工来说，“工头”与“中介”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业务内容，而在于招工主体。工头通常以个人名义招工，往往出现在街头，而非中介门店里。

严格来说，工头没有招工资质，而是依附于中介公司，通过层层转包承接业务。工头招工大都是口头承诺，不签正式合同或协议，工资拖欠、工伤责任不清等劳资纠纷也更容易发生。

工头往往出身草莽。龙华临时工中流传着不少工头的传说。很多人最初也是底层打工者，积累人脉资源后开始招工，做大后逐渐开起旅馆、网吧，成为业务多元的小老板。龙华汽车站周边三公里内，资深工头几乎都有自己的招工集合点，多设在工业园附近。其中不少人早年便活跃于景乐市场，如今则承包工业园集体宿舍楼，为临时工提供廉价床位。

马驹桥的中介——包括工头——同样经营着多种业务。除了招工，他们还提供城中村宿舍、办理各种工作资格证。

对于不断流动的临时工而言，包括工头在内的劳务中介提供了全方位服务。正因如此，丛瑞安在《马驹桥的时间》中，把中介称作临时工最熟悉的“敌人”。

打工者如何成为“大神”

丛瑞安将马驹桥的打工者大致分为长期工、短期工和日结工。三者之间有所交叉，也存在不小差异。在《马驹桥的时间》里，常出现在街头劳务市场，以短期乃至日结为主要工作方式的打工者状态最不稳定。我在龙华汽车站见到的打工者状态亦是如此。

如果对比两地人群，打工者的籍贯、年龄、性别有细微不同。马驹桥的打工者主要来自华北和东北，整体偏中老年；龙华以中青年为主，主要来自南方各省，河南人也较多。

年龄差异是由两地城市功能、产业结构不同决定的。北京吸纳更多参与城市建设的工地人群，年龄偏大；深圳则吸纳制造业进厂人员，整体年龄偏小。工地杂工曾是各地劳务市场最常见的工种，但由于近年房地产市场萎靡，加上工地对60岁以上年龄劳动者的限制，马驹桥反而聚集了更多难以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大龄打工者。

至于性别，马驹桥街头有一部分日结工是中老年女性，但很难见到年轻女性。而在龙华，无论是在原三和人才市场还是龙华汽车站，只有少数女性打工者会到劳务中介门店找进厂工作，但找日结的女性几乎没有。

街头日结的工种偏重体力活，天然适合男性；年轻女性更倾向在线上找其他工种。马驹桥的人群整体年龄较大，年老者在其他地方找长期工作的机会少，因此会出现一些中老年女性日结工。

在早年深圳打工潮中，工厂更欢迎女性，“打工妹”成为一种时代符号。之后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年轻女性倾向于从事新兴的第三产业，工厂留下的女性大多是年华渐逝的昔日打工妹。就我进厂的经历以及与进过厂的朋友交流来看，男性越来越成为工厂主力。

因此，在龙华汽车站，最常见的求职者是男性。常在这片空间出没的女性，唯有劳务中介门店里的年轻招聘员，以及一部分由中老年女性组成的工头、旅馆小老板、兜售物品的小贩等。日结招工的街头更是充斥着男性气质，路过的年轻女性往往会招来众男性的目光，成为这片空间被凝视的猎物。

这与马驹桥的性别气质呈现一样。丛瑞安曾在一篇公众号文章中写道：“马驹桥是一个男人的地方，是一个男性对女性欲望和物化极其强烈且直接的地方。她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身份获得各种利益，让自己比这里的男性生活的要好一些，但是如果她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那就会面临相当多的困难了。”

在劳务市场无所事事聚集的人群和露宿者中，女性非常少见。互联网上常有一个经典的底层男性与底层女性对比之问：谁的处境更艰难？一种想当然的观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机会脱离困境。但事实上，只是男性的处境更容易暴露于公共空间，也更容易被“看见”。在逐渐滑入边缘的同等处境下，出于安全考虑，女性会尽量不让自己流落街头，而男性可以相对无忧地露宿。

也正是因为生存下限不同，“三和大神”的典型画像是男性。

从朋友阿鹏身上，我看到了普通打工者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三和大神”的。2015年，25岁的阿鹏在北京的工厂上班，总体还算稳定。次年他来到深圳，在一次花完身上的钱后去了三和。那几年，他除了做日结，便是跟着工头进厂，做短期临时工。做完工期挣到一笔钱后，他便回到三和，开一个宾馆或去网吧，直到把钱消耗殆尽，再去找临时工。有时没钱了，他便卖手机、借网贷，也向远方的我借钱。2019年夏天是他最落魄的时候，他卖了微信号，睡在网吧，甚至有一两天睡在大街上。

我们再次建立联系时已是那年秋天，他终于稳定下来。新冠疫情爆发与三和人才市场关闭后，他离开了那里，但仍不断做临时工，同时向亲人朋友借钱。

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何不做稳定的、交社保的正式工。直到后来自己进厂，我才找到答案：阿鹏并非没有机会选择做正式工，而是临时工除了自由、到手工资比正式工高，每周还可以向工头或中介借支，正式工则不行。相比中介公司，工头提供的工作除了工期更短，借支也更灵活，报名就借200元，离职后能及时结算工资，不用等到下个月。因此，越处于边缘状态的人，越会依赖工头。

我做临时工越久越发现，很多打工者初入社会一开始还会做正式工，后来因各种原因便习惯了做临时工。慢慢地，不仅是正式工与临时工呈现一种群体分化，临时工内部也会因习惯做的工期不同导致生存状态不同。

龙华汽车站内设立的富士康集团现场报名处。（图_深圳微时光）

阿鹏常说，跟着大中介进大厂的人与通过工头进小厂的人不算一类。前者能相对稳定一段时间，身上有余钱；后者频繁“跑路”，不仅存款常接近于零，精神状态也差。

除了工期，工种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状态。比如，习惯做保安的临时工，便再也不愿意进厂。工作稳定性的不同，导致的住宿状况也有区别。有人会在城中村租房，还有人常年睡床位或网吧，另有人长期露宿。这种生存状态并非完全固定，而是处于流动的过程，主要看个体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能接受什么样的生存底线。

临时工们越靠近生存底线，便越接近“大神”。我最常见到的一类人，往往住在龙华工头提供的床位、做日结型保安、常用口头禅“挂逼”“废物”自嘲。

我这才发现，即便是阿鹏习惯做的中短期工，逻辑也与日结一样：越贫穷和不稳定，越需要即时满足。当打工者频繁遭遇挫折，意志被消磨，便会产生逃避与惰性。因此，临时用工制度与借支福利形成了闭环。它的另一面是：打工者越依赖短工，处境就越朝不保夕。这是很多临时工都心知肚明却又无力改变的。

新生代打工者普遍想逃离工厂，同时面对临时用工制度不稳定、劳动保障缺失与社会上升通道阻塞的现实，于是主动选择了不稳定就业 。临时工们把三和称为“基地”，就像游戏里的复活点一样，不断回到这里重新开始。城中村低廉的生活娱乐成本，与网贷、网赌等灰色产业的结合，使打工者的生存底线越来越低。

以上种种社会因素，使得龙华成为“三和大神”的发源地。这种亚文化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外溢到马驹桥，并被更多人熟知。

治理过后，

消失的公共社交空间

熟悉龙华汽车站后，我发现此处最具特色的是灰色业务，比如卖微信号、APP拉新、医保套现、试药、包装成“爱心日结，营养补贴”的卖血、号称“纯绿色正规电商公司”的网店注册等。临时工们对最后一项有一共识：这大概率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些灰色业务的提供者都懂得，会去做这些的人往往处于边缘生存状态。

马驹桥也有类似灰色业务。随着两地劳务市场被整治，这类业务越来越难以在线下见到。

各地微信兼职群里常见的、被包装成“爱心献血”的卖血日结工作。（图_网络）

对打工者来说，劳务市场及周边的城中村共同构成了一个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所描述的“落脚城市”（Arrival City），承载着城市对他们最底线的包容。但在官方眼中，这里也是影响城市形象的“负面景观”。在《马驹桥的时间》中，丛瑞安谈到了这片空间的治理难题：脏乱差、吵架斗殴、可能的违法行为与劳动纠纷。

以深圳龙华汽车站及周边为例，这里形成了以劳务市场为核心，连接用工企业、中介、外来务工者及低成本生活空间的“落脚城市”生态；与此同时，这一非正规城市空间也长期处于城市治理与整治之中。（制图_林克达／水瓶纪元）

书中，他总结出官方治理的三种策略：劝离、挤压、正规化。

劝离是最常见的治理模式，即为保持街头安全、美观，不让打工者在街头劳务市场聚集。这种劝离相对保守，并不强硬。比如，一些非正式的管理人员拿着喇叭喊几句或用隔离线划出界限，打工者象征性地后退或离开，等管理人员撤去后，人群又慢慢地聚集回来。

挤压的逻辑即“士绅化”，形容低收入群体社区逐步成为中产社区的过程。在马驹桥，这种手段较为柔性，没有引发过度冲突，比如美化街巷环境、严管社会治安、取缔非法出租屋、治理非法搭建和占道经营。

正规化，即政府主导建设官方零工市场，以响应人社部2023年底发布的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政策。2024年7月，官方“马驹桥零工市场”投入试运营，截至2025年已有22家人力资源机构入驻。新市场设在一处废弃停车场，与旧劳务市场直线距离近1公里，两地开通了免费摆渡车。但丛瑞安发现，新市场无论交通、吃饭还是住宿都不方便，工作机会亦不如旧市场多。因而，尽管新市场管理更规范，打工者仍更多地聚集在旧市场。

2026年1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马驹桥零工市场组织的蓝领专场招聘会。（图_新华社）

类似的治理策略也在深圳龙华上演了两次，并且推进得更为彻底。

第一次始于2017年。当地政府启动景乐片区城中村改造，涉及农民房、旅馆、网吧等低成本生活空间。 2020年，三和人才市场被彻底关闭。与此同时，官方试图以“奋斗”叙事对冲“三和大神”所代表的“颓废怠惰亚文化”，三和人才市场原址经改造后被命名为“奋斗者广场”——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与高端人才创业空间，不再提供蓝领相关就业服务。一部分临时工则被迫离开，从深圳流散到周边城市，再到全国多地。

第二次发生在“新三和大神基地”龙华汽车站。2019年11月，官方职业介绍机构“龙华就业第一站”在龙华汽车站大楼西南侧投入运营，之后成为官方指定的零工市场。其建设运营的经验，一度成为全国零工市场的典范，并在2022年9月被国务院通报表扬。

不过，官方市场始终没有真正取代龙华汽车站自发形成的非正规市场。“龙华就业第一站”虽有企业直招和技能培训的功能，但它在打工者眼里没有多大存在感，鲜少有人到那儿找工作；相反，只有在需要躲雨或露宿时，机构门前才会聚起人。2024年底，它被关闭。

今年3月，龙华汽车站也被彻底关闭。紧接着4月底，政府主导的龙华人才园零工市场正式启用，定位与此前的“龙华就业第一站”并无不同。同马驹桥类似，龙华也开通了免费班车，以便把龙华汽车站区域的打工者引导至新零工市场。政府还专门找了龙华的资深工头做宣传引流，但他们并未搬离原先的招工基地。

人才园零工市场距龙华汽车站车程约四五十分钟，位置偏僻，交通和饮食都不方便。今年5月至7月，我三次探访发现，这里的招工信息较少，打工者也很少专程来此找工作。

实际上，官方市场与非正规市场的核心差别，并不在于招工信息多寡或地理位置偏僻与否。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除了招工，三和与龙华汽车站这类非正规市场都为底层打工者提供了公共社交空间，也成为部分人的临时栖身之所。

露宿街头的情形在马驹桥和龙华都存在。得益于南方温暖的气候，这一现象在龙华更具规模。2023年，龙华汽车站的露宿场景传遍海内外社交媒体，被普遍视为大规模失业的“象征”。但露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失业。

龙华汽车站周边的露宿者影像被普遍视为大规模失业的“象征”，但露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失业。（图_社媒视频截图）

对深圳龙华的大多数露宿者而言，不稳定就业或许比失业更能解释他们的处境——有人因求职受挫被迫来此，有人为节省开支短暂停留，有人因赌博输光无处可去。他们的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短暂露宿与租住床位、在网吧过夜一样，不过是有限选择下的一种权衡。当然，也有露宿者慕名而来搭帐篷“露营”，或专程来此拍摄短视频。我也曾在龙华汽车站露宿两次，那并不是一种好的体验。

真正长期露宿者在龙华并不多，主要是一位以拾荒为生的老人，以及一小群嗜酒好斗的中青年男子。长久露宿是一种社会关系、街头环境与个体彼此塑造的生存方式。

露宿、等工、闲聊、喝酒乃至灰色交易，共同构成了龙华汽车站独特的公共生活，也使这片空间逐渐成为当地治理重点。几年间，广场的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官方以“美化市容”为由，将大片空地改造成栽种绿植的小公园。官方也在这里竖立起各种奋斗标语来号召打工者，但它们最终都成为被嘲讽的网络段子。

马驹桥也是如此。丛瑞安在《马驹桥的时间》里写道：“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劳务市场不仅是一种个人谋求工作的空间，也是一种个人内在精神所需的社会交往空间。”

如今，龙华汽车站原先聚集的劳务中介公司被分散至各个区域，火热的招工场景不复存在，广场四周围栏紧闭。原先聚集于此的人群四散而去，许多人转移到东莞长安镇，一小批人则退守至汽车站后方的街巷，但其主要目的不是找日结，而是寻找社群感。

标签之外的人

在深圳官方表述里，2020年三和人才市场关闭后，“三和大神”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灵活就业者”。

回到10年前，“三和大神”的称呼从这一片区域的打工者、劳务中介口中传到互联网。然而，并非所有来到三和的人都会陷入极端边缘处境，更鲜有人会主动认同“大神”这一身份。在许多打工者眼里，“大神”的标签，把一个高度复杂、多元的群体压扁成单一的都市奇观，不仅掩盖了他们的真实处境，也带来了切实的招工歧视。很多中介在微信招工时，常常提及“不要三和大神”。

对打工者而言，当他们及其栖身之地被贴上标签时，舆论污名、招工排斥与官方整治，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彼此强化的循环。

其实在龙华和马驹桥等劳务市场内部，临时工们很少自称“大神”，而是互称“老哥”。这种称呼源于百度“戒赌吧”，带有一种同为难兄难弟的自嘲与认同。

阿鹏如今一直在珠海一家工厂做临时工。三和人才市场被关闭后，他认为已脱离了三和；而我认识的不少打工者，还停留在原龙华汽车站一带，只是不再容易被公开看到。三和的亚文化其实没有式微，而是变得去中心化，分散到全国各地、线上和线下。而“大神”的标签始终留在互联网上，外界对这一人群的想象没有消失。

丛瑞安在书中把马驹桥的打工者称为一群道德模糊、性格复杂的“反英雄”。他们有普通人的缺点，也有普通人的挣扎；既不是被理想化的劳动英雄，也不是外界想象中的“流氓无产者”。

真正要破除极端化认知，是重新认识被标签遮蔽的人。他们首先是普通人，其次是被时代变迁、制度环境与个人选择共同塑造的零工。

（文中阿鹏为化名）

参考资料

[1]《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ilGqWrRjk

[2]《马驹桥迎来招工季》，《新京报》，2023年2月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7690895414138.html

[3]《劳务派遣暂行规定》https://www.moj.gov.cn/pub/sfbgw/flfggz/flfggzbmgz/201503/t20150306_145408.html

[4] 丛瑞安微信公众号“一丛野草一嘉宾”

[5]《马驹桥的时间》，丛瑞安，2026年5月

[6]《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田丰、林凯玄，2020年8月

[7]《脱轨的“三和大神”》，界面新闻，2017年10月

[8]《派遣工和外包工的前世今生》，封小郡，2022年3月

[9]《张成刚京郑杭深四地调查：日结工待遇下降 零工提前回流》，《经济观察报》，2023年11月

[10]《不容忽视的制造业的零工化趋势》，张丹丹，2024年7月

[11]《再造一个“规范化”的北京马驹桥零工市场》，《经济观察报》，2024年11月

撰文_林克达

编辑_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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