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逐底竞争”还是多样化的劳动体制？中国电⼦产业的产业迁移、农民工劳动体制的变化与⼯⼈能动性

【实证翻译】“逐底竞争”还是多样化的劳动体制？中国电⼦产业的产业迁移、农民工劳动体制的变化与⼯⼈能动性

导读

资本出于逐利的动机不断转移、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将新的劳动力吸纳进劳动力池中，或加大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或增加总体的劳动供给水平，并由此不断拉低工资率水平——这通常被看做产业转移后会出现的工资“逐底竞争“情况。

然而这种假设的前提条件是，劳动供给的变动是足够灵活的，是足以适应资本的逐利的变化的。因此，工人面临着选择，也是面临着挑战：即究竟是作为被动的“经济要素”，依附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是作为能动的主体，以劳资冲突的方式延缓整体待遇的下跌。

本文作者便通过三个分处于全球生产网络不同位置的企业的例子，指出了面对资本的产业转移，工人往往都不会坐以待毙地等待待遇恶化。然而工人具体如何行使自己的能动性来做出反抗，以及这种能动性的边界受何种因素影响，则与由工人们所嵌入的全球生产网络结构、企业的管理策略（劳动体制）、国家政策实践紧紧相关。

劳动条件并没有直接“逐底竞争”。因为它必须经由阶级斗争中介，无论是微观场所内的冲突，还是宏观的劳资利益不一致。但是总体而言，资本转移终究实现了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因此它提示着我们，资本在地方的暂时落败并不意味其策略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失效。工人如何突破自身能动性受到限制，壮大阶级力量，可能仍是关键。

关键词：产业转移、劳动体制、工人能动性、全球生产网络

正文

原文：A ‘race to the bottom’ or variegated work regimes? Industrial relocation, the changing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worker agency in China’s electronics industry

作者：Lu Zhang

发布： 2023年

导言

在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最具挑战性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涉及资本与产业转移、劳工权益以及发展的前景。文献中普遍认为，生产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从高工资地区转移到低工资地区以寻找廉价且顺从的劳动力——导致了工人工资的“逐底竞争”，并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敲响了工人集体抵抗能力的丧钟（Rudra, 2008; Tonelson, 2000）。中国在这些辩论中显得十分突出，这是由于其在全球生产中占据的巨大作用以及其对全球治理日益增长的影响。学者们认为，中国庞大的、廉价且纪律严明的劳动力储备的调动，已经导致了工资和劳动标准方面的逐底竞争，从而导致了工人力量与福利水平持续下滑（Chan, 2003; Diamond, 2003）。

尽管该论点广受欢迎，但认为资本是无根基的且资本转移会产生直接的逐底竞争的命题在理论和经验基础上都是值得怀疑的。经验研究表明，复杂的全球生产过程和竞争会促使企业寻求独特的“特定区位因素”（Dunning, 1998），例如进入庞大或不断增长的市场、熟练且健康的劳动力队伍、集聚和规模经济，以及特定的地方监管和成本结构，以最大化其竞争优势（Appelbaum, 2008; Mosley, 2011; O’Riain, 2004）。数项研究还表明，国内政治和地方制度、经济部门，以及特定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全球生产网络（GPNs）中跨国生产的具体性质，调节着全球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劳动条件的影响（Chen & Ku, 2013; McKay, 2006; Mosley, 2011）。即使资本确实为了寻找更廉价且更顺从的劳动力而反复进行地理上的转移（Cowie, 1999），其历史模式也是动态的，即在每一个新的生产基地都会创造出新的工人阶级和新一轮的劳资冲突（Silver, 2003），并且工人在塑造“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地理格局”中发挥了自身的积极作用（Herod, 1997, 2001）。

尽管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活动人士对这些议题表现出极大兴趣，但我们对于资本转移究竟如何与劳动力相互作用，以及工人在塑造全球生产景观及企业在工作组织与劳动控制方面的战略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所知仍然有限。这部分是因为缺乏对嵌入于特定区位之企业内部及工厂层面运营的工作组织和劳动控制的系统性经验研究[1]。这也反映了目前文献中的一种倾向，即把劳动力仅仅视为生产或区位的“要素”，或是视为资本持续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被动受害者（Coe et al., 2008, 284; Smith et al., 2002, 47）。然而，正如劳工地理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存在权力和空间的不对称性，但工人具有争取改善其相对地位的能动性，并且他们通过自身的行动“有意和无意地”重塑了资本主义的地理格局（Coe et al., 2008, 285; Herod, 1997, 3; Padmanabhan, 2012; Peck, 1996）。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四家电子跨国公司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陆的地理转移与扩张的案例研究，为理解资本转移与劳动力的关系提供一个更具动态性和更细致入微的视角。更具体地说，本研究考察了以下问题：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构建适宜全球生产的地方劳动制度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管理层在新的生产基地如何选择组织工作和控制劳动力？工人在协商、顺从或挑战管理控制方面的反应和策略是什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借鉴了劳工地理学与全球生产网络文献交叉领域的深刻见解，构建了一个将工人能动性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之中的综合分析框架。我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西部的新生产基地，并没有出现劳动条件方面的逐底竞争，而是涌现出了多样的劳动体制[2]。我认为，多样的劳动体制并非仅仅是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及其行动的结果，而是资本与处于特定地方的工人之间动态且相互关联的斗争，以及国家实践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我发现，当资本向内陆移动时，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劳动体制已经转变为西部地区以本地劳动力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我认为，这种转变增强了工人的能动性，并催生了资本面临的劳动控制难题，以及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西部特有的劳动体制动态。面对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及相关的劳工问题，内陆省份的地方政府不得不积极发挥作用，以构建适宜全球生产的地方劳动制度。这些新的地方劳动条件反过来又影响了企业的本土化战略和工人的能动性。

此外，向中国西部进行的产业转移并不仅仅是由全球资本寻求灵活条件和更廉价劳动力所驱动的。相反，它嵌入在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整体背景之中，其旨在减少区域差距，并试图平衡产业盈利能力与政治合法性。这为中国西部的产业转移和劳动体制动态提供了重要的语境。这些证据突显了地方国家在构建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工人在影响劳动体制动态方面受限制的、多样的能动性，这挑战了与资本转移相关的逐底竞争论点的许多假设。本研究的背景是中国电子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境内及境外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东亚尤其是中国在电子产业中变得日益重要，既作为生产基地，也作为最终市场。到2006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电子产品出口国（Meri 2009）。自2011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个人电脑（PC）市场（Fletcher, 2011）。学者们指出，中国过度依赖由台资企业主导的代工制造，以及跨国公司（MNCs）为了低附加值制造而进行的产能转移（Lu€thje et al., 2013）。然⽽，有证据表明，中国电⼦产业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追赶⽅⾯取得了进展（Ning, ）。事实上，中国作为廉价劳动⼒产品“世界⼯厂”的⾓⾊正在发⽣变化。⾯对沿海地区不断上涨的劳动⼒和其他⽣产成本、⽇益严重的劳动⼒短缺以及税收优惠的调整，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中国内陆以及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劳动⼒更廉价的国家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为了在全球增值等级体系中向上攀升，中国政府已实施多项政策，鼓励低工资产业向内陆省份转移、向东南亚低成本国家外包，并通过将中国产品打造成面向全球市场的品牌来升级生产（Arnold & Pickles, 2011）。电子产业正处于中国发生的资本转移和产业升级浪潮的最前沿，主要制造商已经从中国西南地区的两大城市——重庆和成都——采购了相当大比例的货物。

而与此同时，近年来内陆省份新生产基地的野猫式罢工和劳工抗议活动一直在增加（Zhang, 2019）。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详细阐述了一个将工人的能动性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之中的分析框架。在简要概述电子产业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对劳工的影响之后，我将介绍我的研究设计、案例信息和实地调查。随后，我讨论了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的产业转移以及中国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我进一步考察了：重庆和成都的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构建适宜全球生产的地方劳动制度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农民工劳动体制和新出现的劳工问题，管理层如何在这些工厂中组织工作和实施劳动控制，以及工人们作出了何种反应。最后，我总结了主要研究发现及其对中国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劳工与地方发展的启示。

将工人能动性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

在对全球整合的生产系统和资本循环的研究中，大量关于全球商品/价值链（GCC/GVC）分析的文献都集中于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动态（Gereffi et al., 2005; Gereffi & Korzeniewicz, 1994）。当讨论劳动力时，其重点往往放在主导企业作为影响工作条件和劳工权益的关键主体的作用上（Bair, 2009; Locke & Samel, 2018）。尽管全球生产网络文献的进展已明确努力将工人、工会和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纳入其中（Coe et al., 2008; Cumbers et al., 2008; Dicken, 2015; Henderson et al., 2002），但仍然相对缺乏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研究，来详细说明工人可能在何种条件和机制下行使其能动性并促成劳动体制和资本主义景观的形成。

为了克服这一局限，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工人能动性纳入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分析，并探讨劳动力、地方制度、全球生产网络以及发展之间的互动（Carswell & De Neve,2013; Coe &Jordhus-Lier, 2011; Taylor et al., 2013）。其中一派研究展示了不同劳动控制体制和工人的反应，如何与特定体制在功能整合的全球生产网络或商品/价值链中的“节点位置”直接相关并受其影响。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人能动性从国家和资本那里获取有意义的让步的潜力（Hough, 2010; Selwyn, 2012）。学者们还强调，劳工能动性必然根植并嵌入于国家和地方语境、工人的社区与生计策略，以及生产、再生产和消费政治之中。

特别是Jonas（1996）关于“地方劳动控制体制”的概念，强调了资本对“用于积累和劳工管控的稳定地方制度框架”的需求和依赖。因此，特定资本在“促进地方劳动力市场中生产地点与消费及劳动力再生产场所之间的互惠关系”方面具有具体的利益（Jonas, 1996, 323）。Coe和Jordhus-Lier（2011）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受约束的能动性”概念，并将全球生产网络、国家、社区关系和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作为评估不同层次的工人能动性和劳工组织条件的四个关键领域。这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但其仍需要经验研究来阐明这些相对抽象的见解的应用和现实相关性。

本研究试图推进一个综合分析框架，该框架通过对中国电子产业的案例研究，考察嵌入于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中的工人能动性，来理解产业转移和劳工政治的动态。我对工人能动性采取广义的概念化，并承认工人在多重尺度上以多种形式积极努力和实践，以改善或缓解其处境（Carswell & De Neve, 2013; Herod, 2001）。这可以从个体工人的生计策略和应对机制，到日常的抵抗形式，再到如罢工和抗议等集体行动。所谓地方敏感型劳动制度，我指的是一套互动性的制度领域，这些领域管理着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和消费，以及嵌入在特定地方的劳动力市场中介之内。在Jonas（1996）的“地方劳动控制体制”和Coe与Jordhus-Lier（2011）的“受约束的能动性”概念的基础上，我在对地方劳动制度的分析中考察了四个领域：（1）生产政治，例如工作组织、就业政策、管理层劳动控制策略和工人的反应；（2）再生产政治，例如国家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强制性社会保险的规定和政策，地方政府和雇主对工人教育、工作培训和福利的提供或补贴；（3）消费政治，例如对工人住房和日常膳食的补贴、社会和娱乐活动，以及家庭消费；以及（4）劳动力市场中介，其招募工人并使劳动力供应与具体的雇主需求相匹配，并已成为灵活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关注综合劳动制度而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地方政府可以战略性地增加“地域嵌入性或全球生产网络企业对特定地点的依赖程度”，从而使该地方变得更加不可替代（Henderson et al., 2002, 453）。这反过来又提供了工人能够行使其能动性的条件。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描述了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重组及其对劳工的影响，这解释了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权力动态，并确立了我的案例选择的理由。

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重组及其对劳动力的影响

全球电子产业是一个极具动态性和竞争性的部门。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在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中同时存在碎片化和中心化的动态（Ernst & O’Connor, 1992）。技术模块化和标准化促进了碎片化，这使得按照特定零部件来划分电子系统，并将这些零部件的制造外包给不同供应商成为可能（Gereffi et al., 2005）。同时，模块化和标准制定使得平台企业和主导企业能够放弃部分或全部生产责任给代工制造商，同时仍通过将其资源集中于研究、开发和创新等高附加值活动来控制全球生产网络（Sturgeon & Kawakami, 2011）。结果便是，电子制造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型电子代工制造商手中，而这些制造商将其大部分设施和供应网络设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Lu€thje et al., 2013）。

碎片化和中心化的动态在笔记本电脑这一细分市场——即我们案例研究的公司所属的细分市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因为其制造集中在少数几家服务于少数品牌主导企业的代工制造商手中。虽然这种结构允许主导企业削减交易成本，但集中度和规模经济赋予了主要承包商相对于主导企业更多的议价能力（Chen & Ku, 2013, 8）。另一方面，代工制造商长期困在电子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而平台企业和主导企业则获取了大部分利润（Sturgeon & Kawakami, 2011, 137）。例如，一项对戴尔笔记本电脑价值链的研究发现，平台主导企业英特尔（Intel）获得了超过50%的利润，主导企业戴尔（Dell）获得了不到20%的利润，而在中国组装最大份额戴尔笔记本电脑的代工制造商广达（Quanta）的利润率则低于5%（Kawakami, 2011, 35）。

电子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性变化对劳工有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碎片化但高度整合的全球生产网络要求企业采用多种生产组织和劳动控制策略，以保持竞争力，同时将干扰降至最低（McKay, 2006）。与此同时，企业之间在权力、控制和附加值攫取方面日益增加的不对称性表明，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多样的劳动体制所伴随着的，是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各自的地位、劳动过程以及盈利水平。其次，在激烈的价格和质量竞争压力下，大型代工制造商在全球生产网络低附加值生态位中的崛起表明，电子制造业中的大多数工人都受制于一种低工资的、新泰勒制的劳动体制（Lu€thje et al., 2013）。第三，大型代工制造商的集中和准时制生产，要求建立一套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证大量、廉价、灵活且相对稳定的劳动力供应的劳动制度。即使在非熟练工人的情况下，“劳动力池的庞大规模仍然会产生影响”（Chen & Ku, 2013, 4）。许多人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电子产业中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能够通过建立在户籍制度（hukou）和区域经济差距基础上的内部农民工劳动体制来满足此类劳动力需求（Lu€thje et al., 2013; Pun & Chan, 2012）。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的转移，农民工劳动体制的内在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反过来又催生了资本面临的劳动控制难题，以及中国西部特有的劳动体制动态。

研究设计、案例信息与实地调查

表1.案例研究电⼦企业及⼯厂概况 （2015)

企业

原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