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厂日结工的一夜：劳动中的权威、自治与自由

（从本文开始就不再用北京体验记这个名字了，因为内容会有所调整，不仅仅是工作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体验，请大家见谅）

前几日，从临时工群里看到一个日结工作，是给食品厂做切割、包装之类的活计，为了进一步获得材料、理解各类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我就踏上了前往食品厂的路，报了一个夜班，从晚七点工作到早六点，半夜休息一小时，一共给150元。

食品厂在金马工业园内。这个工业园位于顺义，在首都国际机场附近，时不时一抬头就能看见尚未完全高飞的飞机从头顶滑过。这里集中了许多轻工业工厂，以各类食品加工业为主，也包括其他类型的一些轻工业。可以说，很符合北京近郊的工业定位（特别是临近机场的这种工业区位）。

图 东马各村的村景

食品厂附近有个小村东马各村（简称东马），不仅是有大量的外来劳动者聚居于此，而且也有不少当地村民。这个村子很有活力，能一眼可知有许多外来劳动者家庭在这里居住，而非如马驹桥一般以个人为主。这个村子有一个小菜市场，非常活跃，不仅卖一些蔬菜，也夹杂着各类卖年轻人喜欢的食品的小摊，甚至看到了一个小寿司摊。菜市场旁边是一个篮球场，篮球场上有许多孩子在打篮球，有些一望而可知不是本地人。再旁边是一些随处都可见的健身器材，不过负重固定为50kg的深蹲器械（可以粗糙的当哈克深蹲机用）的设置显然不太像是供给这类器材通常而言最大用户群体——老人的。各种特征都在显示，这里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有很多年轻人的村子，而这当然是拜周围的工业区所赐。据当晚和我一起工作的工友讲，这里也有很多日结，都是周围工厂的，但是这里的中介公司都门脸很小，中介也都躲在屋里，不像马驹桥一样在街头拉人，而是在各自门口贴着群二维码，所以看来这里还是以长期工为主，纯粹的日结工（即不押日结的那种）还是比较少的。

有两个有趣的事情可以记录一下。第一，这个村子应该有大量的山西人集中在这里。首先，这里许多地方都贴着临汾/洪洞到北京的大巴车广告；其次，这里有许多挂着洪洞等山西名字的店铺；第三，这里有许多有山西特色的面馆，而且不是通常而言只写着山西刀削面那类随处可见名字的面馆，而是有抿曲这样特色美食的地方，我在这里甚至吃到了临汾特色的牛肉丸子面。看来，这里确实集中了大量山西人，但是为什么山西人会选择这里聚集，是一个我没有搞懂的问题（在马驹桥，我几乎没见过山西人）。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走在路上，遇到一个小摊，小摊上卖着全场5元的玩具和衣服。玩具都是各种冰墩墩，小的钥匙环大小，大的有一掌多大；衣服则是各种企业的工作服，有戴尔、摩托罗拉和雀巢的，而以摩托罗拉的衣服为最多，摊主自己身上则穿着一件明显穿了很久的戴尔制服（浅蓝色外套）。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五块钱，大致应当是周围轻工业的工厂内产多了因此处理尾货，当然估计也与一些企业自身衰退所以无法消化这么多工作服有关，因为这里面最多的工作服就是摩托罗拉的，几乎占到一半。

图 全场5元的小摊

在村子里逛完，快到和劳务中介约定的时间了，我就走进了工厂。这是一个食品厂，主要从事的是各种肉类熟食的加工。进工厂不允许带手机，因此无法拍照，许多事情只能依据记忆来记录。进了工厂以后，临时工们集合在一起，听着监工训话，讲最近工作流程中的各种问题，并且强调了各种罚款制度，比如带手机罚款100元，发套漏头发罚20元（记忆有些模糊了，也可能是50元）。值得注意的是，监工训话很严厉，但是人群中也时不时冒出集体的笑声，而监工本人似乎也没那么严肃。训话结束以后，我们就各自跟随着小组负责人前往工作场所。每人拿着一双拖鞋和一双胶靴，先在外面的架子上脱下自己的鞋换上拖鞋，又在更里面的架子上脱下拖鞋换上胶靴，还要套上粉色的防尘服，戴上口罩和帽套，跟随着前面的人一路各种消毒、吹风，才能进入工作场所，最后还要穿戴好手套和塑胶围裙。总体来看，各类保障食品安全的程序做的倒是很完善，监工在训话中曾经批评过许多职工不认真消毒洗手，提出了罚款并且宣称要在摄像头里盯着洗手，所以这一天的洗手消毒大家都格外小心。

进了车间，我们这几个人负责包装培根。我负责切割，另外几个人负责包装。我的工作就是从冷库中拉出一些整块的培根（我估计大概五六斤重一块），将两块培根堆叠放入机器中，卡好位置，盖上盖子，按动按钮（其他的设置长期工已经做了就用不到我了），然后机器就会自动切割，等切割完成后我再把机器里的培根头（比较厚，没法直接包装）拿出来放在一边留待再次切割，并继续放入两块培根进行切割。负责包装的工友的工作是，几个人用电子称量出合适重量的培根，堆叠在一起，然后另几个人将其放入机器里的盒子中，留待机器包装。总体来看，工作并不累，而我的工作尤其轻松，只需要搬东西、按按钮，而且为了防止冻培根化掉，所以不能切割的太快，因此在前半夜的工作中我几乎非常悠闲，唯一的敌人就是可能的无聊。之所以让我负责这个看起来最好的岗位，可能是由于我是这个组唯一一个男性，体能足够接受冷库的寒冷和推动架子、抱起培根，并且身高也足够从架子最高一层取下大块的培根。下半夜，我的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机器的问题，我切的一些培根比较厚，造成了麻烦，所以把我调到了包装组做了一会，不过等机器恢复好后我又回到了培根切割机器前，但这次又交给我了两个新任务（因为我的空闲时间最多），一是抽时间将边角料称量出来装在袋子里，二是将称量装好的边角料放在真空机里进行真空处理。就在这来来回回的忙碌中，一晚上的时间也就过的格外的快。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走出工厂的时间，我竟然没有感到特别累，但是因为没有坐着休息的地方，站了一夜的我，腿和脚倒是已经疼的非常厉害了。一路坐地铁长途跋涉回到了自己宿舍，拿到了中介从微信上发给我的工资，这次工作才宣告全面结束。

虽然工作不累，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或者十分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是这次工作确实引发了些可能稍微有点意思的思考。

本次工作的核心问题是，我为什么不累，一切思考都从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许多工人研究，或者是许多关注工人的报道，会强调工人在工作中有多么多么劳累（有时还会有痛苦）。但是，在这一夜，我确实感到了一些疲惫，也感到了痛苦（特别是腿脚），但这都是身体上的，而我精神上并没有感到劳累。当然了，最粗糙的解释是，我是一个从事简单劳动的人，不用劳心，只用劳力。然而，这种二分式的简单判断完全无益于解释现实，因为这种判断将思想的劳动和精神的疲惫合二为一，然而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在思想上不断劳动，但是却不一定会很快感到某种极其痛苦的精神疲惫，例如某些哲学家、科学家甚至是玩需要动脑子的游戏的人（比如狼人杀）；一个人也同样可以不进行思想上的劳动，但是很快会感到精神上的疲惫，比如我之前在抗原流水线上的工作那样。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带着好奇心来调研，我不是一个需要工作的人，所以我会觉得不疲惫。我并不否认这一点的影响，因为长期从事类似工作或者更换日结工作的工人们，对这一工作的态度当然也有一些差别，但是，就总体而言，我们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大到截然不同以至于仅凭一个身份就能解释所有问题的地步。还有一个似乎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我被很友善地对待，无论是小组长还是周围的工人，对我都很友善，甚至监工在凶悍对我的时候也保留了一些克制。这颇具偶然性，但确实能解释很多问题。然而，这种将原因归于偶然性的过程，显然将这种友善视为恒在的东西，而忽视了产生友善的可能。因此，必须从别的角度出发解决这一问题。

图 我操作的主要就是这样一台切割机

诚然，可以根据劳动社会学的经典解释，将其理解为一个“制造同意”的过程，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下的一个随处可见的过程。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洛维在《制造同意》中提出，工人们之所以努力工作，不仅仅是来源于经济激励，而且是来源于某种可能的空间，即他们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劳动、通过劳动影响收入等结果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下，工人们得以在劳动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会将劳动一定程度上视为某种“游戏”而努力工作，而劳动本身也不仅成为了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也成为了劳动者确立自身位置的工具。这一空间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为这一游戏提供了规则，并且让这一游戏为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不断巩固做出贡献。在本文讨论的问题上，这一理论无疑有巨大的解释力。在食品厂内，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具有二重面向，一重面向是为工厂服务，这表现为如下的事例：在工作中，监工强调企业老板的利润，强调领导对生产过程中的损失的不满；在工作接近结束时，大家会选择放慢速度，并且通知我不要再切割培根了，以此让大家都能快点完成手头工作、快点打扫以保证最后准点下班而不是被拖延下班时间。另一重面向是，工作是本人尊严和乐趣的体现。在工作中，当我完成的好的时候，我就会感觉骄傲，而工作完成的不好的时候不仅是自己感觉不舒服，周围的工人们也会时不时指责几句；当我告诉负责称量和包装的工人们工作速度完成得特别快、短时间已经处理好一整架培根时，她们也会欢欣鼓舞的表示高兴。对于我而言，我的工作本身就不需要耗费什么体力，所以我表示高兴；当我能不断在工作中（而且是不重的工作中）切换时，我感受到一种不断的新鲜感甚至充实感，所以我也同样不会在精神上感受到疲惫，甚至可以说，我确实把一些工作当成了游戏来做（比如用真空机做包装），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自己独立的面对机器，没有人催促我申斥我，我能感受到我对我自己的劳动过程的掌握，并且可以在这种掌握中有自由活动的空间（例如稍微干得快一点或者慢一点，抑或是看切割的培根过多就去称量边角料）。

有意思的是，就在我工作的过程中，我不由得想起了《制造同意》，但我也想起了《论权威》。在《论权威》中，恩格斯将工业劳动（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劳动，而且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同样适用）的过程视为一个权威的过程，即劳动时间的约定、报酬等可以是一个约定的过程，但是劳动过程本身则必然是一个权威的过程。在恩格斯这里，这种权威甚至是一种专制，“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他甚至表示：“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

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布洛维和恩格斯的矛盾。在布洛维那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得以维系，工人们在劳动中的“自治”是必不可少的；在恩格斯那里，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在内的一切工业生产，就其生产过程而言，权威（甚至专制）是一个必然的存在，而自治只能是被抛弃的。当然了，这一矛盾似乎也是很好解释的。布洛维虽然认为这种自治存在，但也强调这种自治是具有历史性的，特别是战后才突出发展的，而且这种自治的结果仍然是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统治。而在恩格斯那里，工人们在工作中受到的权威并不必然来自一个异己的资本，而完全可能是（甚至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应当是）来源于工人自身的组织。由此，布洛维的自治在时间和空间中都被缩小了，而恩格斯的权威也被纳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自治下，两者的关联性也就更强了。如果考虑到恩格斯的时代，科技发展和生产关系所导致的强制在劳动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几乎可以说恩格斯和布洛维之间完全没有矛盾了。

然而，这种简单的判断，又似乎太不负责了一些，似乎太想为两人和稀泥而忽视具体问题了一些。就以我这次食品厂日结工作为例，在布洛维的视角下，我完成了一些自治，所以我感到了更自由而轻松；在恩格斯的视角下，我的这种自治显然是服膺于权威而并不具有真正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同时向两个人提问：如果布洛维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为什么我在自治中同样感受到了对工作的厌烦和无聊，而这种厌烦和无聊又应当如何消除呢？如果恩格斯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为什么我在权威的、且是具有负面属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却也一样感觉不劳累（尤其是精神方面），甚至感觉轻松而且有点自由呢？代他们回答的话，布洛维会说，自治只能减小痛苦而不能消除痛苦，民主的社会主义会解决很多资本主义的问题；恩格斯会说，因为各种原因资本主义受到了制约，工人们得以在工作中稍获轻松。

图 第二天清晨走出工厂时没有感觉过于疲劳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两人理论的根本不同了。对于布洛维而言，他着眼的并非工业生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在他那里根本问题是权威同自治的关系，而自由只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下的自治在本质上也是不自由的，当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提供一定自治时，工人就会更有积极性，而资本主义体制也得以巩固。对于恩格斯而言，他着眼的并非资本主义生产，而是工业生产，在他那里根本的问题是权威同自由的关系，而自治只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问题，即工业生产下的自由本质上也是不自治的，当工人们能够获得社会主义的自由时，工业生产本质也必然是一个权威（甚至专制）的过程，自由能够让工人们在决策和管理中获得权力，但却不能改变工业生产本身的权威属性。因此，当布洛维呼吁一种异于资本主义的、并不必然与任何国家体制相联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时，他是在呼吁自由；当恩格斯在要求一种权威时，他要求的并非是一种属于某些个体的、属于某些制度的权威，而是一种与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工业体系密切相关的、具有工具性而不具有价值性的的权威。

所以，从总体来看，可以这样认为。我之所以感觉不累，是因为这种生产条件下，工业生产体系的权威并没有直接且完全的加诸于我，而是给我提供了一定的自治空间，在这种空间下，我所感受到的自由仅仅是少量自治空间的自由，而我仍要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秩序。周围的人对我友善，是因为这一自治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自主感（没有一直高强度的敦促工作，类似抗原流水线那样），而我和他们在工作的自治中也都感受到了工作本身的某种获得感，当然这种获得感也同样是来自于工作本身的权威所塑造的自治而带来的。也就是说，我在布洛维和恩格斯双重意义的权威主导下，在缺失恩格斯意义上的自由的前提下受到了布洛维意义上的自治的影响，因此才不感觉疲惫。换句话说，在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和工业生产的双重权威控制下，我不能从根本上控制我的劳动，只能在劳动中通过自治获得一些自主感。当我的工作（即我在食品厂的切割、称量、包装等工作）的属性和要求为我提供了足够的自治空间时，我也就获得了强烈的自由感，并因此感到轻松。这一自由感当然是虚假的，但正是由于仅仅局限于这种虚假的自由感，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资本主义体制既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又必然时时面对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文：丛瑞安

图：丛瑞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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