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十年集体行动启示（第五章）：平台经济的极限压榨--疲惫不堪的速递员

编按：本报告是中国劳工通讯自2011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建立以来，通过案例收集、访谈、整合分析，总结出的近十年的中国工人权利现状报告。包括工人权利的应有保障、工人权利侵害的发生和侵害发生后的救济，各相关方尤其是官方工会就保障工人权利的履职问题。基于此我们尝试探讨在中国现有制度下，工人权利保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当中国的制造业工厂相继关闭或迁走，科技行业成为经济转型重要支柱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约四分之一。

当科技行业沉浸在推动创新、产生便利的春秋大梦中，其最底层的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服务人员，却被牢牢困在技术所编织成的大网中。算法帮助科技平台实现了数字化运营，更大幅降低成本的同时却也将工人变成了平台的奴隶。大型科技公司和官方近些年都会吹嘘，零工经济为工人提供了随时随地工作的自由、员工从而可以实现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但是对于完全依赖零工经济、且必须长时间工作以养家糊口的工人来说，自由的承诺与事实相去甚远。

作为过去十年国内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2019年外卖市场的规模达到6536亿元人民币。市场主要由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公司垄断，自2000年代末以来，两家公司一直在争夺外卖配送的市场主导地位。但随着餐饮外卖行业正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竞争在2016年才真正开始。为了吸引更多用户，这些平台增加成本投入，并以降低价格、削减骑手报酬、提高订单超时罚款来展开恶性竞争。

这些政策和措施为骑手的生命安全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试举两起较为极端的事件：一名位于北京43岁的骑手在2020年12月因为过劳而死，虽然这名姓韩的工人在饿了么平台购买了意外保险，但公司却表示他不是直接聘用，只愿意支付韩家2000元补偿。不足两周后，2021年1月11日，泰州市一名47岁的外卖员刘进在饿了么网点办公室前自焚，以此抗议公司拖欠的5000元工资。

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这些平台政策对骑手生计的影响。地图上外卖工人的抗议数量，从2017年记录的10起增加到2019年的45起，而快递员的抗议则由2016起便经常出现在中国城市的各个角落。

2019年10月，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全国8起快递员的抗议活动，其中关于圆通快递公司的就有7起。由于集团财务问题引发的连锁效应，短时间内在7个不同城市就都发生了抗议活动：10月12日，北京圆通快递旗下子公司承诺达特快倒闭，数百名司机在突然被“变相辞退”后举行静坐，要求得到合理补偿；10月13日，重庆市的承诺达特快司机也通过静坐甚至封锁道路要求公司补偿薪资、补助及福利；10月14日，陕西西安爆发了与承诺达特快倒闭有关的抗议活动；10月15日，相关抗议活动又在湖北武汉和上海发生；相隔不到一周，10月21日，湖南湘潭圆通子公司的工人也举行抗议，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已久的工资，有人在微博上发帖问道：“我就纳闷，这么大的公司怎么会拖欠工资呢？”

诚然，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有所减少，但这主要是由于新的经济形势下，工人工作变得更加短暂和更强流动性，故而变得难以进行有效的组织协作。但2019年10月发生的这些与圆通快递集团有关的抗议活动，却让我们一窥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工纠纷现状——地域虽然分散但同质性却变得更强、影响范围也更广，更涉及成千上万的工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案例中的工资拖欠等问题直接源于极端的行业竞争，圆通快递等供应商在2019年均大幅削减利润，以吸引客户获得并维持市场份额。

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反映出，2020年外卖员的抗议活动数目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下许多工厂因此倒闭或裁员，导致大量新骑手涌入业内。这些新骑手绝望地为生计而挣扎，也没有经历过老骑手从优到劣的工作条件剧变。2020年9月《人物》的调查报道，就相当生动地描述了外卖员日常严苛的工作环境。这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揭示了送餐员的本质是外卖算法平台的奴隶——他们为了准时完成平台的派餐任务，不得不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违反交通规则、极端恶劣天气、保安刁难等突发状况都是家常便饭。

这篇报道，引发了公众舆论对外卖骑手工作待遇的极大关注。疫情期间，外卖骑手对于公众生活的重要性令外界开始意识到他们价值和困难。因此，部分配送平台似乎愿意（至少在表面上愿意）向员工做出一些小修小补的让步。饿了么宣布发布新功能，在用户结算付款界面增加一个“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小按钮，给予骑手更多的自由；而美团就宣布，会更好地优化系统，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

但这些看起来出于人道的举措，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外卖骑手遇到的困难。平台更多时候只是呼吁消费者让步，将平台和骑手的矛盾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逃避了自己需要对员工承担的责任。骑手们也表示，这些权宜之计未能解决行业中更深层次的问题。

外卖公司应该去做什么呢？如果外卖员获邀定期与公司坐下来，讨论安全、社会保障和公平报酬等议题，将有助于为真正的改进奠定基础。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情况一样，零工经济中缺乏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意味着他们被要求增加所谓的效率时，要面对巨大风险。

在交易规模突破3000亿元的网约车市场同样有这个问题。占有90%的市场份额的滴滴出行，为了保持竞争优势、持续占据市场份额，便持续压低司机的工资并引入对司机限制性的工作规例，大量政策将竞争成本直接转嫁到司机身上。

例如在2018年6月，滴滴修改了司机的奖励规则，使司机在油价大幅上涨之际，更难申领到奖金。政策引发了湖南邵东司机们为期6天的罢工，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包含十项诉求和不满的清单，包括“乘客取消订单的补偿费用，平台应该一分不少归还给司机”、“超1.5公里派单应由司机自己选择是否愿意接单”、“降低系统抽成，提高奖励机制”等。这份需求清单，显示了网约车司机们在滴滴系统中的受困程度之深。

与此同时，6月8日司机们在滴滴杭州研发中心外举行示威，抗议公司约两个月前推出的“司机收入保障计划”。该计划声称为司机提供稳定的收入，但要求司机的日累计在线和接单时长不得低于10小时。滴滴会根据司机是否加入计划进行日常派单，如果司机拒绝加入，就会报复性减少他们的订单。可想而知，一些希望有灵活工作时间的司机对于这样的高压政策表示不满。一位司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新的滴滴系统直接导致他的月收入减少了5000元。扣除燃油等费用后，许多司机每月仅余几千元收入，即使是那些通过优质服务保持高客户评级的司机也发现，只有妥协加入保障计划，才能稳定获派订单。

2020年底以来，科技公司及其老板的处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被外界描述为“打压科技巨头”。2020年底以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和惩罚性行动，旨在规训科技行业，并给野心勃勃的科技大亨们套上枷锁。

打击中国科技行业的现实很复杂，当局采取的行动背后有多重考虑：比如削减科技巨头的权力及其对大数据的控制；保护数据隐私；控制恶行竞争行为等。官媒报道指，这些行动最终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更大的政治目标，亦即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期望“通过财富再分配和改善福利来减少不平等”。中国的科技大亨和公司对此纷纷表示支持，因为他们明白自己需要通过服从中共的“社会责任”来维护其商业利益。如今这些科技公司已承诺为支持共同富裕提供数百亿元人民币。

这场自上而下的“共同富裕”运动对科技产业底层的工人意味着什么呢？官方仍然在不断推出新的治标不治本政策。例如2021年7月，八大部门联合共同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强调平台企业要规范用工，尤其对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其后多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甚至要求工会“参与涉及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事项协商协调”。但是这些政策在现实中几乎难以见到任何实践和推进。

在官媒口中的共同富裕，乍看之下似乎对工人有利。但共同富裕政策的推动实施重复了一个熟悉的模式，即在制定直接影响工人生活的政策时，没有征求工人的意见。这场运动也没有解决各种制度性的问题，因此工人并没有获得更稳定的保护机制。

实际上，科技行业工人所面对的根本问题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工人所面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其解决方案也绝不是政府方面临时打补丁似的政策；也不是民间所追寻的复仇精神。最重要的是契约精神的建构：公司和工人都应该基于平等的基础来谈判达成合约，受双方自由参与制定的合同的约束和保护，而这些合同也能得到政府和法院的尊重和执行。

近年来许多案件已经痛切地表明，科技行业的工人在疯狂压榨追求效率的环境中是极其脆弱的。例如，2020年12月电商巨头拼多多一名女员工工作到午夜后猝死；另一名拼多多员工在几周后自杀。

尽管2021年科技公司面临各种打击，但很明显科技行业的增长将继续成为未来发展和就业的来源。达成促进工人权利和共同富裕这项最终目标，完全依靠雇主短暂的良知和诚意是不够的。政府意图的好坏并非重点，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与中国工人的关系。目前，政府只是在不公平的劳资情势已成定局后才介入问题，最清楚自身需求的工人则无权确定他们的劳动条款和条件。而宽泛的措施和无效的监督下，工人的最终命运仍将落在公司手上。

政府长期在工人权利问题上的被动回应对工人和政府都没有益处。只有从更根本上确保工人参与决策并就工作性质进行谈判，中国工人权益才能切实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也同时能够避免那些反复出现的冲突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