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单围困中年快递员

同行都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只有杨勇背后车流滚滚。视频会上，他要回答网点的签收率、投诉率等等问题，不能把麦关掉，人声跟汽笛混成嘈杂的背景音。大年初五，连他在内，网点的3个领导都成了快递员，一直满街跑。

快递员和管理的工作都要做，杨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好不容易坐上办公室，现在又回去跑，很多熟人来问，你怎么去送快递了？他听了心里难受。以前在工地，他什么活都干过，后来行业不好，也太累，5年前被朋友介绍去做物流——没有学历和技术要求。

这里属于湖北十堰郧阳区一个物流公司，承包韵达和极兔快递，有11个驿站可以合作。“新规”还没完全落实，同事们已经开始担惊受怕。为了节省时间，杨勇跟另两位领导先筛选出近5%的高频投诉者，跟快递员一再申明：这些人必须主动打电话确认，其他还是放驿站。

“今年太严重了。”暴雪加上春节，快递积压到正常量的3倍，杨勇从去年年底就开始招人，到现在，十几个人的空缺还填不满。周围有驿站因为“新规”招不到人关了门，留下的快递员普遍40岁左右，有的已经干了七八年了，这时候“一个人要干三个人的活儿”。

之前春节后只会走一两个人，杨勇随便发个招聘，要求是18-30岁，电话响个不停，一周之内就会补齐。现在不设年龄上限，他有阵子天天在快手、抖音、朋友圈、企业公号发，甚至在出租车和公交车上贴广告，手机还是静悄悄的。

“累啊，连我都想辞职，没办法，为了生活。”杨勇说，朋友们劝，别干了，但这几年做什么都不挣钱，他也不想欠人情。难受时，他停在路边抽烟，看看汉江水。“咋搞啊，今年还干得下去吗？”

家里每个月开销四五千，他工资和快递员差不多，就多了社保。妻子做仓管，工资不高，常担心公司倒闭。女儿刚上大一，儿子下半年就升初三了，都住校，生活费低不了。前两年，杨勇还在朋友圈打广告卖酒，赚些小钱补贴家用，今年没时间卖了。

他算了笔帐：快递公司每单给到1.3元，但物流公司去武汉拉回货，运费、分拣人员、场地费、后勤等每单成本两三毛，再付快递员每单7毛，放快递柜的话还得减去两三毛。

“单量多了，竞争性太大。”按他的说法，钱被快递公司赚去，给他们的价格每一年都在降。现在这个情况，快递员慢慢都走了，被投诉后的罚款最终由物流公司承担，很快就会倒闭。网点里的两个驿站，此前就因为投诉已经运营不正常。

●3月8日下午，北方一家农村超市里的快递。

据多位快递员反馈，由于“三通一达”的价格较低，是大部分商家的首选。这样一来，单量高，又没有规定送货上门，即便派费低，他们之前也愿意去多干多得。但从几个网点的现状来看，“新规”后，辞职的也多是这些公司的年轻快递员。

3月7日下午，在北方一线城市某站点，“三通一达”的人相比起其他快递公司，明显更少，也更忙乱。铁皮大棚下，大风刮起尘土，快递员匆匆从履带上取下自己片区的快递，逐一扫码，再按楼栋顺序搬到三轮车里。

一个中通快递的负责人指着两台机器，介绍起应对技巧——这是今年花了两万块新买的智能化扫码设备，可以节省两个人力成本。他们从去年底就难招人，至今还有4个人的缺口。以往新人来了，没空缺，也愿意等着。

网点是加盟的，除了意外险，没有社保。负责人说，虽然爬楼的件每单提高到了一块三四，但太累了。几天前，终于有两个快40岁的女工来应聘，说之前的工厂不好干，就出来了。她们爬楼送上去，晕得脑子乱了，送错了整栋楼，干两天就走了。

留下的几乎是为生计所困的中年男人，父母老了，婚育、孩子都是压力，虽然承接了更大的单量压力，但“不敢走”。

在这座城市的一家郊区网点，快递员大部分40岁上下。老员工高旭东4年前入职，很快就做了片区承包，负责二十几个村子和十来家公司和单位，每天有1200多单。他雇过个临时工小伙子，对方有糖尿病，没办法长时间工作，之前每天送300单还勉强能撑住，这次直接辞职回老家了。

传送带轰轰吼叫，像是卡着痰的老烟嗓。包裹一起一落，带着灰尘在飞。没人顾得这些，更别提空气中的牛粪味，个个紧盯传送带上包裹的号，是自己片区的立马要拿下来。每个人至少二三百件，很难独自搞定，要找网点后勤和临时工来帮忙分拣。

现在就一个人分拣装货，高旭东直到下午4点才出网点，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快递员。麻烦还在后面，去田地深处几户独院的小路没有指示牌，七拐八绕，只为了送一件。还有的习惯了写某个公司名作为地址，但公司其实早就搬走了，得考验快递员的经验——不熟悉的时候，他一天只能送一百多单。

●高旭东往村里送快递。

高旭东不打算辞职，因为还要给儿子挣彩礼和婚房。父母也是这样过来的，用打工的积蓄，在老家给他盖了婚房。后来父亲酒驾出车祸去世，他再也没回去，一天都没住过那房子，一直在外拼，“要是（生的是）闺女，有这情况我早不干了。”

周五是高旭东最兴奋的日子，要接11岁的儿子回家过周末。小孩寄宿在临近城市一所 “追分学校”——他只知道高分数能让儿子脱离打工命运，“除了学习上我收拾他以外，什么都得听他的。”家里已经备好榴莲、芒果一些平时舍不得吃的水果，可上周孩子发烧，自己脱不开身，让前妻去接走了。

他的朋友圈都是儿子的照片，逛商场、景点打卡、野外露营，各种玩具和iPad。“什么都要让他最好。”高旭东觉得自己童年苦涩，不想让孩子再有这个遗憾。离婚的时候孩子5岁，他也只有在过年，或者是疫情停发快递时，能歇下来陪陪孩子。

“辞职是不可能的，这个年纪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快递员张文道也是为了儿子，打算再送4年快递，到60岁去做保安、保洁，干到干不动为止。他的儿子28岁，还没谈下对象，十多年前夫妻俩为他在县城买好了婚房，一百多平，去年装修又花了十几万，“车子、房子、彩礼都要钱”。

张文道20岁从河南老家到城市闯荡，之前在报社送报纸，后来报纸停刊了，转干快递十多年。媳妇干保洁，都是零碎活，没他收入高。两人原本租了间平房，但离他的站点太远，他又多拿出几百块，和同事6人一起挤着住。

他现在跑两个人的线，常常忙到晚上11点。几天前，他被派去另一条线取件，被质问为什么超时几个小时，他只能解释：“年轻人都走了，我来帮忙的，送货都忙不开。”他听说是因为附近有驿站关门了，单量才流到他这里。

这个春节，他和妻子都没回老家，接了五六个人的线跑，说好的3倍工资最后变成了每天450元，他也挺知足。他几乎全年无休，这段时间忙不过来，也得忙。有天中午快两点，终于有时间坐下吃午饭，他找了片区附近最便宜的兰州拉面馆，没吃几口，两个手机不停响起接单的消息。

去年有次单量太大，他没顾上态度，被投诉“服务质量不过关”。他说，公司封了他的号，作为快递员没法申诉，借了亲戚的证件继续跑，工资都是打到对方账户上。今年年初，他听到有消息在传，快递不好干了——以前货送到发个短信就行，现在要打电话确认，必须响铃10秒，否则被检测到，要罚款。

●3月7日下午，张文道所在的站点。

投诉罚款不是一笔小数目。收到同一个收件人的投诉，第一次50，第二次200，如果直接投诉到邮管局，按照“新规”最高可以罚到3万。高旭东最近一周接到十几个投诉，其中就有个打到邮管局，罚了2000块。他每月到账有两万多，但等各个快递柜、驿站、油钱那些一结完，剩下一万出头维持高成本的生活。之后的投诉罚款，不敢想象。

在他所在的城郊站点，投诉的基本都是年轻人。3月8日下午装货期间，高旭东又接到一单投诉，“怎么新规下来也不给我送到家？”他找驿站老板帮忙说情。老板是本地人，干巡防的，说话好使，才平息了这茬儿。驿站和超市老板尤其要维护好关系，很多纠纷得靠他们处理。有回高旭东存放的包裹找不到，超市老板翻了两天监控帮他找出来，避免了赔偿。

即便如此，投诉还是无可避免。一位站点负责人透露，暂时没接到投诉，但原本总部就抓得越来越严，1万单里有1个投诉，就要开始追查原因。对于之后是否被处罚、力度如何，年轻快递员心里打鼓，就选择先观望一段时间。

另一位“三通一达”的快递员说，他受不了长久以来的“乱罚款”，“新规”成了他离职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记得有次送一个大件，当着客户面签收后，客户又打电话说包裹里的东西损坏了，他让客户找客服索赔，可很快就收到公司的投诉工单信息，说签收未收到，要他赔偿。但他跟客户核实过，并没有投诉，客户还尝试帮他解决，结果取消不了。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他们没时间复盘。如果金额不大，赔偿是最简单，也是他们最常选择的。

为了能顺利把当天的件送完，高旭东干脆忽视新规。“我先给人说好话，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那就爱咋咋地。”在他看来，村里挨家挨户送过去简直是不可能的。也有村民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理解，说村里大部分门牌号都是错开的，甚至没有。还有人举例自己家门牌32号，旁边48号。

3月8日又是周五，接孩子的日子。高旭东紧赶慢赶，还是到了晚上七点多才收工。开在洒满落日的回程路上，他终于留意到风景，“后面的夕阳又大又美，上班的人看不到。”说着笑起来。他在朋友圈写过：“生活其实很简单，过了今天就是明天。”

●3月8日晚，高旭东结束一天投递，开在回网点的路上。

（除杨勇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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