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6|佳士事件七周年:中国工人维权的记忆与现实(含文字版)
来源网站:diyin.org
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权益事件
内容类型:
关键词:维权, 佳士, 中国, 声援, 事件
涉及行业:制造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广东省
相关议题:劳动合同, 工资报酬, 工人运动/行动, 压迫行为, 工会, 工作时间
- 佳士事件起因于工人依法申请组建工会,反映出工人在追求基本劳动权益过程中面临的重重阻力,包括管理层打压、暴力对待和被开除等报复行为。
- 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多年,却因户口制度难以享有平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资拖欠和非法加班等问题普遍存在,劳动法规在实际执行中常被忽视。
- 中国现有工会体系由管理层主导,缺乏独立性,工人通过工会渠道维权极为困难,提出建会诉求的工人常被排除在外并遭受打击。
- 佳士事件中,工人及声援者因维权行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等名义拘留,期间存在酷刑,相关信息和声援信件在网络上被大量删除。
- 近年来,劳工维权空间持续收紧,相关NGO和法律援助组织受到严格管制,工人维权行动和社会支持力量均受到压制,劳资矛盾日益紧张但被迫趋于沉默。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拒绝遗忘 E16|佳士事件七周年:中国工人维权的记忆与现实(含文字版)
本期内容简介
2018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一场始于工人依法申请组建工会的维权行动,在深圳坪山佳士科技焊接设备公司展开,后来发展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资冲突。佳士事件将中国一直存在且日渐激化的劳资矛盾带进公众的视野。根据同年“中国劳工通讯”公布的数字,截止2018年8月为止的过去12个月内,全国发生超过1860次罢工或工人抗议活动,主要诉求集中在追讨欠薪和要求加薪。近年来,类似行动的数量并未明显减少。
如今,佳士事件已过去七年。而如今,工人讨薪无门、热射病等劳工常患疾病不受关注、维权者被消失——在用工不规范的情况泛滥,工会组织受限、维权道路艰难的当下,中国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只是这些冲突正在被更深地埋入沉默。
低音希望带听众们回到事件现场,唤起大家对这一中国当代劳工抗争事件的记忆。
节目精彩时刻
- 00:00:36 建立在“低工资、低福利和低人权”基础上中国的经济奇迹
- 00:01:28 城市的“外来者”:农民工群体
- 00:01:58 “普工之声”公号,记录维权抗争的开始
- 00:02:54 为什么中国的工人维权这么难?
- 00:03:54 中国“瘫痪的”工会体系
- 00:06:30 7月27日佳士声援团成立,被控“寻衅滋事”
- 00:08:42 作诗诵诗、线上直播聊天,组织合唱等声援团自发的鼓励活动
- 00:10:23 佳士之后,中国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问题仍然棘手
延展阅读内容
- 书籍:《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罗谷,八旗出版社,2021年
- 文章:《佳士工潮:中国左翼传统的复活》,潘毅,2018年
- 报告:《璀璨世界的黑暗面:中国玩具工厂的剥削实录》,中国劳工观察,2019年
- 纪录片:《我和我们》,2018年
播客文字版本
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逐渐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背后数量庞大的劳工支持。这些工人通常被称为“农民工”,大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学者秦晖曾提到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建立在“低工资、低福利和低人权”基础上。据“中国劳工观察”于2019年发布的一篇有关中国制造业工厂的报道显示,全国大约有2.9亿农民工在电子、纺织、玩具等制造业工厂中工作。但在这个工业帝国中,他们往往是最缺乏保障的一群人。由于中国的户口制度,他们被视作“外来者”,在城市中打工多年却难以平等享有当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佳士科技,就是这“世界工厂”网络中的一环。这家公司主营焊割设备,产品远销全球,在中国多座大城市设有工厂,深圳工厂的员工人数约为1000人。
2017年起,一些佳士工人开始通过微信公众号《普工之声》,记录他们的工作和维权经历。他们向劳动部门投诉的问题包括:工时过长、待遇不公、管理粗暴。
例如,2018年3月,公司安排工人参加“乐跑”:在连续高强度工作一个月后,他们被强制要求徒步10公里,只是为了企业做品牌宣传。这场活动不计工资,且强制参加。有员工因试图抵制“乐跑”而受到威胁与打压。此类管理方式并非个例,根据佳士工人声援网站的记录,佳士还存在因过度劳动导致工伤、对工资的变相克扣、“禁令罚款”等争议管理制度,甚至包括辱骂、殴打员工等行为。
《低端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采纳劳动法之后,一直到1994年才突然开始实施,但大部分局限于规范工作时数、薪资问题。”中国政府自1994年至2008年陆续出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规,确立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准时全额发薪、领取加班费、享受社保”的基本权利。但在实际执行中,尤其是在农民工聚集的制造业企业,这些规定却常常被忽视:合同签订率低、保覆盖率不高,工资拖欠、非法加班、工伤赔偿难等问题依旧普遍存在。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和促进就业方面高度依赖制造业,因而往往对企业违规行为“选择性执法”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此同时,中国工会体系自1920年代以来一直由党和政府主导。目前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下属网络,被称为“行政化”的组织,职责虽含“维护劳动者权益”,但在劳资矛盾中,更多成为官方和企业的桥梁,而非独立代表工人。
因此你可以想象,在中国,作为一个工人,企图通过建立工会的方式来维权,面临的困难非常大。
2018年5月10日,部分佳士工人提交了一份28人联名信,要求依法建立工会。但工会的组建过程举步维艰——区总工会以“需要厂方盖章”为由拒绝,街道工会则提出额外条件。随后,佳士设立了由管理层主导的“职代会”,将提出建会诉求的工人排除在外。在提出建会诉求的数周后,工人代表陆续遭遇打击报复,包括调岗、训诫、暴力对待等。
接下来的这段音频,是一位佳士工人的家属在其住处被警方包围后发出的求救声。
自7月16日至21日,参与建会的工人持续遭到暴力对待和被工厂开除的威胁。
7月20日,试图上工的部分员工被保安架出厂外,20多名工人及声援者到深圳坪山区燕子岭派出所抗议。
在这段音频记录下的抗议后不久,这些工人就被警察以暴力的方式强制带走,关押在坪山区的各个不同派出所,音频中的口号喊的是“严惩打人凶手,释放被打员工”。
他们次日被释放后,于22日再次在燕子岭派出所门口抗议,要求建立工会,严惩暴力执法的警察。
这场抗议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引来了大学生、劳工支持者的关注。7月27日,由大学生、劳工支持者等组成的“佳士工人声援团”成立。他们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信息,并前往工厂现场声援。随后,包括工人和学生在内的多名成员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警方刑事拘留。拘留期间,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酷刑。学生群体发起的声援信则在发布后被迅速删除,大量署名的公开信也陆续被删。
与此同时,佳士公司发布声明称网络上的信息是“恶意诽谤”。警方也在官方微博回应称执法“依法依规”。此后几天,局势进一步升级。
至8月24日,多名高校学生代表在住所被陆续带走,通信设备被查封,部分人至今仍被监控或限制行动。
以下这段音频记录下了声援团成员住处遭防暴警突袭的清场,你可以听到在门被强制打开后现场的混乱。
而随着佳士风波的扩散,中国政府对大学学生社团活动也开始加强监管。一些曾经活跃的“马列读书会”“工人研究社”,相继被取缔。佳士事件过后,深圳总工会始终未作出明确回应。那些提出建会的工人,多数已经失去了工作,或远离了原本的生活轨道。
这段音频中的诗歌朗诵,来自一位被迫害的佳士工人的家属,她的家人被捕后,她自己参与了许多幕后的声援组织,和资料整理的工作,这首诗叫做“有一种思念的痛叫失联”,像这样的诗歌朗诵或者邀请工人们一起唱国际歌的线上活动,在当时也是声援团常会组织的、鼓励彼此的活动。
七年过去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讲述佳士的故事?
佳士事件是近年来少数由基层工人发起,并引发社会关注的劳资纠纷之一。它不仅揭示了工人依法建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反映了青年群体在公共事务中的复杂处境。
随着中国社会管控的持续加强,围绕劳工权益展开的行动变得愈加困难。从1990年代起,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公益机构曾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展维权培训,帮助工人与企业协商谈判。但自2013年后,相关组织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部分甚至被迫关闭。劳工维权行动被逐步压缩至有限的社区服务领域。佳士事件只是这一趋势中的一例——包括学生在内的支持者,也在此次事件中成为被打压的对象。甚至有些与事件无关的普通人,也因此遭受牵连与限制。
中国于2001年10月开始准备一部职业伤病法令,8个月之后又颁布了劳工安全法令。在这两部看似来用于维护劳工权益的法条的设立同时,国际舆论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血汗工厂问题,劳工研究学者、工人自修而成的律师受到鼓舞,开始在很多新成立的NGO对工人群体讲授“劳工权益”这一课题。在上面提到的书《低端中国》里有这样一段对佳士工人这样人群的描述:“新一代的民工有手机,会上网,显然比较了解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权利。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找工作时想的是要找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想赚钱寄回去给家乡的父母。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多如牛毛的劳动法规知之甚详,而且会运用。”
佳士事件是“一桩结合中国各地工人、劳工运动家、学生的工人抗议行动。”这场发生在深圳工厂的事件,或许只是众多未被记录的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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